我对当代文学史的基本看法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我以为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它只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一部分，无法脱离了近现代文学的历史经验来谈当代文学；二，它与同时期的台湾、香港文学形成了几个完全不一样形态的文学区域，严格的说，它只是当代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地区）文学。因此，我们在讨论当代文学的问题时，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整体观意识，不能过于狭隘地把1949年大陆文学运动和文学现象孤立地视为中国唯一的文学史。我看到有些当代文学史象征性地加上一两个章节讲一下台湾、香港文学，以为这样一来就全面了，其实这样做并不能准确表达和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状况。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似乎是没有下限的，它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那么，我们这门学科将不会有稳定的学术结论。社会日常生活在不断变化，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文学也将不断发生变化，文学的观念和审美的认识都会在不断的变化中影响我们对文学史的科学判断。我在过去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时，曾经把本世纪以来的文学史比作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结构，当这个结构里加入了任何一种新的成分，它都会导致对整个结构的重新审视和证伪。这种现象，看上去似乎与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科学性、稳定性、规范性是相矛盾的，但它确实又是当代文学的活力所在。它使研究者不断遭遇新的问题和新的刺激，激发起研究者重新审视历史，自我批判的热情，使我们在投入推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的同时，也参与和改变了当代文学的现实甚至是形成这些文学现象的环境。十几年前我们提倡“重写文学史”也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特点，那时候，学术界许多人对文学史需要重写的观念无法接受，视为异端，现在是否能在这一观念上达成共识还不知道，但总算获得了一点进步，可惜12年过去了。 这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虽然是一本集体编写的教材，但参加编写的都是对我的一些文学史理论探讨比较理解的青年学者，因此也可以说，这本文学史里面确实渗透着我个人的文学史观念的探索。我很早就有过编写一本有自己想法的文学史的打算，但没有写下去，其中原因之一是自己的功力不够，对文学史的各种现象还没有想“通”，所以，从90年代初开始，我一直在探寻一种当代文学史的表述形态和理论形态，我提出了“战争文化心理”“民间文化形态”等理论性的文学史课题，都是作为对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实践和练兵。但是在编写这本《教程》时，我不想把这些自己已经形成的文学史观念作为理论形态来灌输于教学中，而是把这些观念融化到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中去，让学习者在无意识的审美过程中自己去慢慢领会。但我对当代文学史是有些基本看法和进入文学史的具体路径的。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史主要是分成三个阶段， 1949 —1977年为第一阶段，1978—1989年为第二阶段，90年代为第三阶段，每个阶段的文学史形态是不一样的。 五六十年代文学是当代文学史的开端，它包括了社会主义初期国家文艺政策与知识分子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具体历史阶段的演变以及民间文化形态的作用三者合力构成的一种文学史形态。我们过去只强调它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显形的一面，却没有看到，隐形的知识分子传统与民间文化形态依然在起作用，内在地制约了文学创作的艺术价值。“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人格力量，或者说“五四”以来的一种精神传统，说实话，从40年代以来已经非常微弱，但并不是没有。50年代以来文艺界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就说明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还是存在的。大体上来说，5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传统没有一个大规模的明显继承，但是它转化为曲折的、隐蔽的、含蓄的表达。很多东西看上去不起眼，但它是一种曲折的表现。50年代以后为什么许多原来以写现代题材著称的老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创作历史剧？“双百方针”期间许多青年作家对文学干预现实的追求，甚至像《燕山夜话》等杂文的写作，等等，或多或少，曲直都隐含了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在里面。还有一块就是民间话语。民间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不以人为的意志所转移，不以知识分子描绘为价值的客观存在，即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在真空里，所以他们的生活里永远存在着权力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侵犯的问题。不是因为有了统治阶级的侵犯，有了知识分子的描绘，老百姓他们自己的文化就不存在。另外一个民间就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民间，它是经过知识分子的思考和选择，通过他们审美形式提炼出来的，这里面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用这样一种弱势的文化形态来抗衡无所不在的权力意志，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现实的意义，它只是个美学的观念，无意识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我认为，我们作为文学史家应该去发现后一种民间，否则的话，我们所解读的50年代文学就是非常单调的文学，我们只是对它作出价值判断（比如是赞同还是不赞同）而无法对它作出审美的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过去我们总是用战争的眼光来看问题，总是分成我方、敌方，好像这样才能推动历史进步，所以我们在文学史的编写上突出的就是运动和斗争，我觉得一部文学史的根本问题，不但要灌输给学习者一个现成的结论，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通过对作家创作的文本解读，来了解时代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