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文学学术研究，若从其基础上看，可以说就是文学资料的研究。因为自古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就是建立在资料研究的基础上的。这种学术传统，最初来自我国古代的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中的考据方法，它早在汉初人缀辑编著《尔雅》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后来这种方法又逐渐进入了文学研究领域。这种重在资料考据的学术研究方法在清代乾隆、嘉庆时进入了鼎盛时期，乾嘉学者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使考据方法获得了在学术研究中的基础和正宗地位。所以清代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注：姚鼐《复秦小岘书》，参见《惜抱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104页。）显然， 这里所说的义理、文章和考证都关涉着学术研究中的资料与方法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考证是搜集资料、辨别资料的一种方法；义理是在搜集、考辨资料的基础上，对可信的资料进行整合和条理发明；而文章则意味着形成学术成果的论文、著作的文采。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资料研究是一切学术研究赖以展开的基础，而考据则是所有学术方法中最为根本的研究方法。 现代学术自王国维先生开创以来，虽然经过学习西方的学术观念，对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有所突破，并经近百年学人的不断发扬、发展，其学术内涵和研究重点已与传统学术有所不同，但资料的考辨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这一根本问题却并未发生改变。尽管王国维先生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的学术思想，但在他本人那里，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应该说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一定的加强。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概括王国维先生的学术道路时说：“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曰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参见《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页。 ）这种多方资料的考证较之传统学术研究的资料考辨方法可谓完善多了，这样，由于传统学术方法的因袭和后辈学人的继承，资料研究便同样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得以巩固下来。即便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从学术规范上看，也仍然必须建立在文学资料研究的基础之上。 古人治学之所以如此重视资料考据，大抵是出于探究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过程的需要。就追溯事理发展而言，资料考据不失为一种理想的治学方法，它要求学人充分地占有研究资料，辨别资料的真伪，做到言之有据、证据确凿可信，并能帮助学人养成严谨扎实的学风。考据方法的这一优点在我国传统学人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以至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等都成了学术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科目。而古人治学之所以能够以考据之法来研究资料，则是因为古代的文化传播不够发达，资料本身就比较有限，人们有能力充分地占有资料，并对之加以鉴别、勘误。《南史·陶弘景传》中就曾有“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之说，到了清代，此说又在乾嘉学者那里得以广泛弘扬，这足以说明古代的学术资料是可穷尽的。即便到了近现代，这种学术资料的有限传播状况也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在20世纪初形成的我国现代学术中，也仍然能够以考据之法来进行学术资料的研究。 我们知道，要从考据之法来进行资料研究，只有在一定的学术条件之下才是可行的。就文学研究而言，其资料考据包括这样几方面内容：首先，从版本上看，必须能够鉴别出研究对象的真本和善本，对伪作则要尽可能弄清它出自何时何处何人之手；其次，从版本的版次上看，要弄清何为作者的原本、何为修改本，原本与修改本有何不同，如果能找到作者的手稿，还应弄清作者是如何修改的，何处是作者自己修改的，何处是别人修改的，是谁修改的，以及为什么如此修改；第三，要考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作品的思想艺术与作者其它作品的思想艺术的异同，尽可能从作者的其它有关文章和书信、笔记中去寻找作者本人对自己作品的创作过程与创作思想的叙述、评价；最后，还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前人已有的关于该研究对象的研究资料，充分参考前人的学术成果，弄清作者的生平及所处时代的特征，做到设身处地、知人论事。而要想掌握这些资料，则不仅必须保证有资料可考，而且还得保证资料必须是有限的，是人力可以穷尽的。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我们的传统学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但这种以资料考据为基础的学术传统在今天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挑战来自资讯时代的多媒体信息网络。 尽管近百年来中国的传统学术已不止一次地受到西方学术的挑战，“其为学也，中国多夸识，而西人尊新知”（注：严复《论世变之亟》，转引自田汉云《中国近代经学史》，三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35页。），使中国的传统学术在西学面前显得过于迂阔而又缺乏开拓精神，与西方敢于不断“重估一切价值”（注：参见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的现代学术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致使西方的学术思想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而使我们的学术界出现了“全盘西化论”、‘中体西用论”云云；然而从总体上看，西方思想的冲击并未能够在根本上动摇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至少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我们仍然保持了自己的传统。至于这种基于资料考据的学术传统何以能够保持下来，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西学与中国的传统学术分属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它们各有自己的价值依凭，就像一种价值系统在短期内难以完全取代另一种价值系统一样，西学必然不可能在断断续续的百余年间实现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取代，更何况这两种价值系统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很强的对抗性；其二，近百年来我们的学术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学术文化资料的传播主要还依靠书报杂志的出版发行，而但凡纸上之文都是可以进行考证的，这是保证传统学术的资料研究能够得以进行的最为重要的前提；其三，则是传统学术因袭力量的作用，纯粹的资料考据很容易得到学术界的承认，而学术思想的开拓却往往难以被认可，这种价值维度决定了学人对自己学术方向的取舍。而我们的文学研究尤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