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072（2000）05—0010—09 一、大一统文化规范中的散文创作 建国后至新时期以前，长达近30年的大陆散文创作和整个大陆文学一样，基本是在封闭的文化环境和政治化的文化氛围中，按照一体化的文化思想发展着。在这种大一统文化规范下，篇幅通常短小的散文创作也和精炼的诗歌一样，积极参与了对新生活的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当时最活跃的“散文歌手”杨朔曾这样说过：“我喜欢散文，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散文常常能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段，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1]“反映时代”， 在杨朔散文的表现，几乎就是不停的歌颂被新时代所提倡和规范的事物和现象。哪怕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天灾人祸而中国陷于最困难的岁月时，杨朔散文还是一如既往唱着甜美的赞歌。几乎看不出对社会的任何忧虑和焦急。杨朔散文，完全可以说是当时大一统文化规范中散文创作的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缩影。 这里有必要说说其时对散文文体的理解。 众所周知，广义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既如此，凡无法归入后三者的文学作品，便往往一古脑儿归入“散文”了。因此从文体构成看，散文是个最庞大也最杂乱的文体家族。有教材在介绍建国初期的散文时就说：“本时期的散文创作，不仅题材广泛，而且形式多样。除了通讯、报告、特写大量涌现以外，游记、小品、随笔、传记文学和杂文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其中不少篇章和专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2]于是， 不管是朝鲜战地的新闻通讯还是极度抒情的《香山红叶》（杨朔），无论是十多万字的人物传记如《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和《高玉宝》（高玉宝），还是几千字的《第二次考试》（何为），或每篇几百字的杂文如邓拓的《燕山夜话》，便统统都是散文家族成员了。这种泛散文观，很长时间都是种权威划分法。 由于文体“杂烩”情况，为了将地道散文与其他“亚散文”如杂文、随笔、特写和报告文学等区别开来，便又有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的分类法。所谓广义散文，也就是指包括杂文、随笔、特写、报告文学甚至通讯等在内的散文大家族。所谓狭义散文，主要指文学性质或文学审美性特别突出的艺术散文和抒情散文。概而言之，也就是将散文正宗主要归结为抒情性“艺术散文”。具体些说，即指那些在语言、修辞手法、描写方式、文体结构等方面更具文学性的散文，也即是集结了多种文学手段，美感突出而富有形象性、情感性和想像性的一类散文。尽管如此，落到实处的划归却还是不太容易。确定狭义和广义，确实有点像美国著名比较文学专家韦勒克所说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艺术与非艺术、文学与非文学的语言用法之间的区别是流动性的，没有绝对的界线。美学作用可以推展到种类变化多样的应用文字和日常言辞上。如果将所有的宣传艺术或教喻诗和讽刺诗都排斥于文学之外，那是一种狭隘的文学观念。我们还必须承认有些文学，诸如杂文、传记等类过渡的形式和某些更多运用修辞手段的文字也是文学。”[3] 艺术散文与非艺术散文之间就常见这种“流动”。但必须承认，广义与狭义的划分毕竟提出了一个划分散文的相对原则。 由此来看，广义散文有些文体就具有比较突出的新闻性、政论性和宣传性。而这点很重要。如果说建国后的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都明显受到大一统文化规范的制约与影响，那么从文化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来说，广义散文无疑更能在实用方面强化这些文化功能。 大一统文化规范对大陆当代散文创作的制约，主要体现在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方面。我们可以从当时散文创作的总体观念和行文模式两个方面来总结： 创作观念上，当时的散文创作有统一的文化思想背景和文化要求。主要表现在：追求“文化的政治化”或者说“政治化的文化”。即从既定的政治意识、政治要求和时代规范出发，以这种政治化的文化思想和文化风尚来指导创作并进行抒情写意。其时“颂歌散文”和“政治散文”的流行，就是这种“政治文化”及其一体化的文化思想大力推行的结果。 这里不妨引述著名散文家秦牧的一段话。我以为它对于“政治文化”是种很典型的解释。这段话出自秦牧题为《核心》的一篇创作谈中。所谓“核心”，是指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文学需要什么的“核心”呢？秦牧说：“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产生它的土壤的时代。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不断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水平，为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鸣锣开道，鞭挞、清除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事物。只有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才能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真正使我们的文艺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4]作家的意图暂且不论， 关键是让人不能不产生这样几种感觉：一是太空洞，像喊口号似的；二是套式化，这样的话语无论是放在17年时期还是“文革”中，显然都可以畅通无阻；三是将文艺视为“齿轮和螺丝钉”，完全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这种工具论的翻版。《核心》这段政治报告似的“豪言壮语”所显示的思维，正是建国后曾长期左右包括散文创作在内的文学创作的思维模式。秦牧是很有才华的当代散文名家。其《社稷坛抒情》、《古战场春晓》、《土地》、《中国人的足迹》、《天坛幻想录》、《访蒙古古都遗迹》等散文名篇，文化色彩都很浓。但上述那种定势化思维，显然常常约束了他的情思。可以确认，正是这种思维模式曾长期指导着我们的散文创作，并构成一体化的思想规范。如此，那些介于文学与新闻之间的报告文学、通讯和特写，包括本应是“匕首与投枪”的杂文，很多都成了唯命是从、唯上而是的政治工具和异口同声的“文化宣传”。而抒情性艺术散文，不少作品也是异口同声的“政治文化”的歌唱。只不过更甜美悦耳或者说更“艺术化”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