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应该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1985年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观念，因为触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的百年追寻，触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持续梦想，也触及中国文学在语言、文体和技法的现代变化，而成为一个新的“整体性”概念，受到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界的重视。在这些领域内，越来越多的论文、著作与教材（注：这方面著述以孔范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代表，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以“20世纪中国文学”观为研究视角并逐渐规模化，也足以说明：这个文学研究观念是应学术界和文学界解放思想、突破政治对文学束缚的时代性要求而产生的，也是应“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这一文化性召唤而诞生的。尽管学界近年对20世纪的文化与文学批评思潮有所反思，也尽管有人对这一研究观做修补式的批评（注：谭桂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性质与意义的质疑》，《海南师院学报》1999年第1期。），但因为现代性、 世界性的总体趋势对文学的要求在所必然，“20世纪中国文学”观一直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再思考与质疑，也足以说明这个研究观的某种魅力。 值得强调，我对这个研究观突破“现、当代”的政治性研究模式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对通过这个观念所显示的世界性、全球性的研究胸怀与视野也引为同道。只是，当中国文学研究进入21世纪，再回首百年中国文学寥若晨星的经典，面对很多符合现代性和贴近西方性要求的作品只能轰动一时的事实，再正视一下中国文学走向未来的茫然与尴尬，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观所隐含的一个重大局限：“20世纪中国文学”用“现代性、共同性和技术性”体现的对文学的把握、描述，主要是从文化、思潮、技术和材料等角度对文学的观照，而难以触及文学“穿越”这些要求、建立独特的“个体化世界”所达到的程度，难以触及文学对文化的我称之为“本体性否定”特性——这种特性在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中均有体现（注：“本体性否定”为否定主义基本范畴。见吴炫著《否定主义美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观就既难以解释《百合花》与《红日》在同样政治背景下为何有文学价值的差异，也难以解释在同样的现代性背景下，鲁迅与胡适、周作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不同，更难以解释曹雪芹的《红楼梦》、金庸的《鹿鼎记》这些不能简单被“传统与现代”进行二元划分的作品……因此在根本上，“20世纪中国文学”观虽然突破了政治对文学的束缚，但并没有突破文化对文学的束缚。而文化研究虽然不同于政治性研究，文化研究虽然比政治研究视域更为开阔、内涵更为丰富，但根本上说它依然是一种“非文学性”研究。令人担忧的是，由这一命题的传播和呼应，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执着而又成效有限，也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文学工作者，一直是将文学放在“从属于什么”的工具性位置上而不自觉，更可以看出由“现代性”到“反现代性”，再到当下颇为时髦的“全球化”，虽然内涵与概念有所变化，但我们对“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的理解，恐怕多少还停留在传统“文以载道”的层次上。 非文学性之一：现代性 如果说，20世纪有一个概念可以统摄国人的普遍性追求，并且既可以涵盖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政治理想，也可以涵盖以王国维、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理想，那么我想就应该是“现代性”了。不管我们在“现代性”的理解上有多少歧义，但“现代性”在政治上囊括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在思想上依托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和近代以降的科学民主观念，尤其是历史进步论观念，在文化上产生了白话文运动、新启蒙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学上产生以西方现代主义为底蕴的审美观，……这恐怕没有多少歧义。作为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立的概念，与文学相关的“现代性”，突出地表现在人的现代性、世界观的现代性和审美的现代性上。这分别体现为：以人的尊严、自由和爱为主要内容的“大写的人”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并体现为中国作家对封建伦理予以批判的异己性尺度，巴金的《家》中觉新和觉慧的形象塑造可谓其范例；以进化论、进步论为作家的社会理想与审美理想，来安排文学世界中“埋葬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社会历史进程，来处理文学作品的情节发展、人物命运，茅盾的《子夜》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可作为代表；从王国维引进叔本华的悲剧观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悲观性体验，以及西方意义上的大写的人在中国的绝望性处境，分别在“五四”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中均有体现，鲁迅的《彷徨》、老舍的《茶馆》、谌容的《人到中年》和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可谓代表。就现代性的上述三个方面内容而言，一个基本事实是，20世纪中国人的生活深受西方影响，表现这种生活的文学也不能不受这种影响的制约，并由此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我想，通过现代性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观在把握这种区别的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文学受文化制约的特点，梳理出中国文学发展的现象性轨迹。 问题在于，“现代性”首先是对文化而言的，而不一定是对文学而言的。如果说，由于民族生存危机和振兴期待，中国文化确实存在价值重建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对文学而言将复杂得多。先不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是否就是西方性，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研究意味着什么，仅就文学在性质上与文化是一种“本体性否定”关系而言（注：吴炫：《本体性否定与艺术批评》，《民族艺术》1999年第2期。 ）（即文学在材料上源于文化，但在性质上与文化不同而分立），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也是两回事。这不是说文学与文化现代性是两回事，而是说文学与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文化都是两回事。再具体地说，不是文学所描写的内容与文化是两回事，而是透过这些内容，作家对世界的“个体化理解”使得其作品的意蕴因为其独特而与文化是两回事。因此，文学的生存状态受文化的制约——这个制约在今天就是现代性，但文学的存在状态（即文学实现文学性的程度）则体现为对文化制约的摆脱，以及对文化性生活材料的个体性穿越。文学史之所以以记载古今中外经典作品为重心，不是因为文学经典体现出文化的需求，正好相反，是因为经典作品体现出对文化普遍性的超越性品格。如果说极富生命力的文学经典是文学性的高度显现，那么，文学性与作家穿越文化性制约的程度就呈正比，能否通过这种穿越，建立起一个“个体化艺术世界”，这便是检验文学性的试金石。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以“现代性”为首要内涵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既不能体现出文学对现代文化“穿越”的一面，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对立概念它也不能说明古代的经典作品摆脱传统文化（诸如儒道释束缚）所达到的程度。比如，当我们说到《红楼梦》的时候，其主人公贾宝玉就既不是“传统”所能说明的，也不是“现代”所能说明的。贾宝玉不事儒家之功名，也以成天厮混在女儿堆里违背道家宗旨，更没有什么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解放观念——曹雪芹就是以这个什么也不是的“怪物”所统摄的红楼世界与他所处的时代构成了“本体性否定”关系。所以《红楼梦》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化世界。同样，如果我们说《围城》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力作，那么，不仅钱钟书难以被划分为传统性作家或现代性作家，其笔下人物方鸿渐也难以被划分为传统性人物或是现代性人物。方鸿渐的时髦、脆弱、虚伪、肤浅既区别于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也区别于当代不少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从而成为一个能揭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诸多问题的个案。这个个案使得《围城》是关心社会问题的，但并不以西方人的尺度来显示这种关心，《围城》中是有作家自己的审美理想的，但这个审美理想又很难被其他作家的现代性完美理想所涵盖。《围城》中既有传统性的生活内容，也有现代性的生活内容，但这些都被作为异化了的材料融在作家个体化的艺术世界之中了，因此它不是“传统性”所能说明的，也不是“现代性”所能说明的，而只能归结为文学性——一种性质上纯粹的“个体化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