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文艺报》副主编、编审）：90年代批评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学院派批评的确立。80年代末，一些年轻的批评家已经提出文学批评学科建设的问题。但那时没有建设的条件，没有摆脱文艺隶属于政治的尴尬处境。通过80年代的问题积累和不断地吸收、融汇中西方的各种思潮、文论，90年代沉淀下来才有可能培养真正的学院派批评。在资源的积累上，学院派批评最终强调的是学理性。 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追求批评的学理性是从学科的行为方式和规范上，对80年代文学批评学术化和理论诉求作出的回应。80年代的批评主要是经验性的批评，经验层面的感受容易引起广大社会读者的共鸣，尤其在表达集体经验转变的社会思潮中。但经验性的批评也有它的弊端，倘若批评家的经验与面对的文本距离太大，就无法进行批评。像先锋小说出来的时候，许多批评家便失去了言说能力，这就是经验性批评的局限。因此，批评家在面对自己的经验的同时，必须寻找理论和方法的支援，在文学内部寻找批评的观察机制和论述方式。 贺绍俊：但现在整个文坛弥漫着一种非学理性的气氛，这与90年代的社会转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冲击，毫无疑问给文学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我想用一个词来描述：消费时代的文学投降主义的倾向。消费时代的最大特点便是把一切都变成消费的对象。传媒是鼓吹消费的首当其冲者。在传媒眼中，文学只是一种消费。这同文学的本性是根本冲突的，但是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作家甘于投入消费的怀抱，这就是文学的投降主义倾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批评兴起并发展得非常迅速有一个问题：我们学理批评为什么不占领媒体？当然这种设想很好。尽可以在媒体中溶进学理批评的成分，但不能取消目前学理批评的生存方式，如果没有课堂上、书斋里以及学术刊物中的学理批评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大众传媒上的学理批评气息。 萨支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媒体与学院的对立并不是那么绝对的。学院派的像陈平原、汪晖，媒体需要借助这样的人物来发言，借助你的力量，借助你的身份，陈平原现在就在《书评周刊》开专栏。当然，可以说媒体在制造“学术明星”。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路，这样要急于确认自己的焦虑。 孟繁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院批评提出的问题是回到岗位回到书斋，而不是走向媒体。《学人》创刊的前言说，知识分子要重新回到学术。9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这样一个理论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说问题越来越大呢？回到岗位，回到书斋后，批评职业化了，这在西方可以，西方的学术体制提供了可以在屋里面谈论文学的条件。在中国紧追着知识分子的问题很多，回到岗位可以吗？知识分子要领导潮流。 批评的缺席从某个意义上对这种现象说是有道理的。 所以说90年代的批评更多地是被媒体和编辑取代的，比如说书商要出一本书，贴出很大的招贴画：这是当代的《金瓶梅》，这是《白鹿原》后的力作。媒体的批评要求变批评为表扬。这就是有一种骂派批评，它与表扬批评背后的利益诉求没有区别。小骂小帮忙，大骂大帮忙。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这时的批评大多找不到切入点，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是市场的诱惑，另一方面经济、传媒潜在的高压还是存在的。无论是学院批评还是其他批评都有一个特定的中国语境，和西方不大一样。因此，在我看来，90年代的一个基本命题是“本土”批评。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对学院批评的态度有些矛盾。从定义上说，学院批评是一种专业化的、制度化的批评，它讲究学理背景、学术积累、知识传统、学术规范等，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但在这背后有一种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确立的诉求，身份是在区分中得到确定的。专业化、职业化的批评也要确立一种规范以便区别差异，设立“他者”（非学院化的、业余的、随意的批评），同时确立自我。我之所以对它存在矛盾态度，是因为一方面这种批评有反抗性、确立自主性的一面（抵制来自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预），但同时也有压制性、排斥性的一面。因此我们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与限定的条件下肯定地或否定地谈论它。 孟繁华：但现在是媒体文化权力的压抑性问题。美国有一个学术大腕人物乔姆斯基，当时他想进入媒体根本进不去。后来乔姆斯基声誉大得实在是没有办法掩盖了，媒体就利用他，把他明星化。媒体并不是真的说，乔姆斯基，这一版要给你发言。大众传媒既然是商业性的就会利用一切，它没有贞操观念，能利用谁就利用谁。 贺绍俊：我觉得中国大众传媒还不能等同于西方发达社会的传媒，因而不能以西方传媒的运行规律和法则来衡量中国的传媒。中国非常强调新闻出版的管理，一些大报借助于党政的优势，可以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近十年来也逐渐出现了一些结合市场方式运作的报刊，还有专业性报刊。比方说《文学评论》，严格说来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学术刊物，在比较完善的社会体制中，它应该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但《文学评论》在学术上并不是彻底的独立的。 陶东风：越来越专业化、学院化的文学批评怎样保持与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怎样有效地参与文学以外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学院批评既然是学院的、高度专业的，它就是一个非常自律、自主乃至自我闭合的场域，因而也就必然与公共领域存在隔阂。另一方面，现在的公共领域由于缺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人士的有效参与，正在越来越严重地蜕变为一种伪“公共领域”，比如明星的隐私（身高、肤色、星座、口红等），在发行量很大的媒体上炒得火热。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本应是民主平等地讨论重大社会问题的空间，而不是热衷于明星的这个嗜好那个隐私。一些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也无法逃脱被其收编的命运；而另外一些则“洁身自好”，坚决抵制，但是这样一来也就难以成为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怎样既与公共领域沟通，同时又不被改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