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已经揭晓，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收获的季节。 阅读近几年的长篇作品，有几点思绪不断地涌现：第一，是长篇的当代性问题。新的时代生活赋予了我们的作家什么样的胸怀襟抱，使他去完成具有当代意义的叙事呢？第二，与此相应的是历史意识以及从描绘历史和当代生活的长篇作品中感受到的时代性。第三，单纯形式的冲击力，并不足以构成长篇审美的艺术动力。人物、尤其是典型人物的创造，仍然居于长篇的中心的位置。第四，内容如何寻找着适合于它的表现形式？艺术风格、叙述手段的多样化，又有着什么新的精神的涵义？只有思想与艺术的统一的追求，才构成了艺术创新的问题。 打破这几年创作的“平静”的，首先是一批反映当前社会变革生活的小说 这些作品充满了阳刚之气，力图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捕捉时代的热点，亦即那些人心所系、人民群众情感所系、国家与民族前途攸关的问题，予以艺术的表现。在《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周梅森），《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张平），《百日阳光》（范小青），《生死门》（晋原平），《风暴潮》（关汝松），《多彩的乡村》（何申）等作品中，一度匮乏的激情、理想主义与批判精神又重新回到了长篇的艺术领域。这些作品在总体上构成了反映九十年代改革的艺术的画卷，它们续接起来了八十年代前期“改革文学”的潮流，又超越了八十年代《新星》那种“路线斗争”的模式。它们并不仅仅是在政治层面上的创作，人情、道德、家庭与人的观念，精神世界的变化也广泛地进入了艺术的视野。张平的一系列反腐败主题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某种情节的尖锐性和紧张性，它把故事性这一小说艺术的基本要素还给了长篇创作，深受读者的欢迎。我认为，对于正面楔入改革时代的创作而言，反映人际关系的变化，或许能折射出更多的社会变动的信息，也是文学应开掘的重点。《中国制造》由此便不仅塑造了高长河这一形象，也塑造了如田立业这样的让人萦怀于心的艺术形象。同样，小说所折射的生活意味比它覆盖的生活面更为重要，内心世界的表现、灵魂的开掘比单纯的情节冲突更为重要。《抉择》最富艺术张力处，仍是在李高成和市委书记杨诚的关系的发展中，李高成与基层老工人的感情的描写上。那些气势磅礴的改革文学，其成功处与不足处往往俱在其中。 艺术与生活接触、撞击所溅起的火花，自然还并不仅仅限于上述作品。《庆典》（王立纯）、《北方城廓》（柳建伟）、《乡村温柔》（刘玉堂）、《感受四季》（马瑞芳）、《魔指》（储福金）等也把艺术的笔触伸向了当代生活，它们以自己多侧面的深入，把斑斓的色彩留给了这一时代。《庆典》以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塑造了谷玎这样一位有深度的身处基层的公务员的形象，它证明了“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是由内容的本质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长篇的艺术生产力在近年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与解放，它在全面把握和反映当代生活的创作中，便有生动的体现。 新世纪的钟声尚未敲响，敏感的文学在九十年代后期便已经开始对百年历史频频回眸检视 这构成了当前长篇创作中一个突出景观。《第二十幕》（周大新）、《茶人三部曲》（王旭烽）、《缱绻与决绝》（赵德发）、《梦土》（少鸿）、《家园笔记》（谈歌）等多数都是多卷本的长篇力作，且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家族史的写作方式。家族小说把时代风云寓于家族兴衰变迁之中，乡土、文物、民俗、风情构成了这些作品浓郁的地方色彩，历史起伏的波涛又形成了作品中几代人物不同的人生跌宕，这已是宏大叙事的一种典型的形态。但我想，倘若仅仅以社会发展史印证人生，它们便很难有什么创意；只有使家族史的描绘同时演变成为心灵史、精神发展史、风俗史、命运史、人生奋斗史，才步入了文学建构的殿堂。《第二十幕》以南阳丝绸世家尚氏家族百年坎坷的发展历程为描写对象，它在世纪波谲云诡的风云变化中，始终突出一种经济的动力，经济发展本源的冲动，并把这种冲动镌刻在传统与人格之中。这形成了作品的鲜明特色。《缱绻与决绝》、《梦土》都表现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封大脚和绣绣在砾石满地的山梁上扒整出二分地的一幕也让人恻然动容。《茶人》中的“茶文化”不仅联结着南方市民文化、传统士人文化，处处洇影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更重要的是它塑造出了杭嘉和这样一位富有内涵的典型人物。 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决定了“过去生活”总是它创作的一个优势领域。因而不仅《杨度》（唐浩明）、《梦断关河》（凌力）、《太平天国》（张笑天）、《洛神》（胡晓明、胡晓晖）等是传统的历史小说，《长恨歌》（王安忆）、《英雄无语》（项小米）、《尘埃落定》（阿来）、《红瓦》（曹文轩）、《新乱世佳人》（黄蓓佳）、《失态的季节》（王蒙）、《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人之窝》（陆文夫）、《凉山月》（邓友梅）等在返视历史生活时，也可以说是在从事着广义的历史创作。一段尘封已久、早已被人遗忘的历史生活被《长恨歌》艺术地再现了出来。《长恨歌》可以读为是王琦瑶的一段情史，也可以读为是在上海“弄堂文化”的熏陶下，一位远离了时代大潮的、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女性的人生命运史。作者惋叹的笔调中，对于这样一位美丽、善良、柔弱而又无辜的女性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英雄无语》对于为革命出生入死、忠贞不二，却又对家庭未免自私无情的爷爷是要努力地理解他、尊敬他又原谅他；对于那位普通的山区农村妇女，为革命奉献了其亲人，又颠沛流离、独自支撑起了苦难的奶奶则又无比倾情地热爱她、维护她。从人性、家庭、伦理和道义出发，重新探寻父辈所经历的生活，发掘历史生活的多重涵义，于是，我们便有了这些创作。我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了一种从“弱者”出发的历史意识。在一个风云际会、急剧变动的时代，我们更多地是呼吁强者，关注那些引领潮头的人物；而在一个和平发展时期，在一种平稳的心态下，人们将更多地同情弱者，关注普通人。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或许并没有处在时代变动的中心，但他们也支撑起了历史，并为历史的曲折与进步承受了牺牲。同情与维护弱者，这其实也是我们的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是文学家的天性和人道情怀的表现，它可能也是文学的时代性的一部分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