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所评选的四年中，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异常繁荣的时期。四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超过2000部。这是个纵横迤逦如大海浪涛般的浩荡山峦，其中众多的山峰都具有相当的高度，要从中测出顶尖的高峰，无疑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现在获奖的四部作品，即山西省张平的《抉择》、四川省阿来（藏族）的《尘埃落定》、上海市王安忆（女）的《长恨歌》、浙江省王旭峰（女）的《茶人三部曲》1、2部，是经过多重筛选后由评委会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当选的，还有一些作品仅差一票、两三票而落选，实际上它们也达到很高的文学水平。它们虽与本届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但我相信，这些作品不仅也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同样会在文学史上获得不容忽视的地位。尽管评选过程经过层层筛选，限于评奖条例所规定的规则操作，我想，遗珠之憾也恐怕难以避免。 《抉择》的可贵，在于作家能以巨大的勇气直面人生，直面现实中尖锐而复杂的矛盾 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在这时期长篇小说创作中占有颇大的比例。其中初选出来的像周梅森的《中国制造》、柳建伟的《北方城廓》、王立诚的《庆典》等，也都写得相当有深度和特色。《中国制造》以某市新老市委书记交替所产生的纠结与波澜，展开了一个地区深化改革中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特别是最后通过描写干群面临严峻考验，团结一心战胜洪水的情节，撼人心魄地成功塑造了新老市委书记各具个性而都以大局和人民利益为重的领导干部形象。小说结构完整，人物心理刻画细致，体现了作者宏观把握和从细部表现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能力。《北方城廓》则通过一个记者从京城返乡探亲和私访的经历，把一位县委副书记经营数十年、盘根错节的势力及其专横跋扈、一手遮天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小说还描写了各种阶层各种行当的人物，包括剧团团长，民营企业家、农村党支部书记等形形色色的形象，构成了现实社会生动的人物画廓。而《庆典》却以撤县建市的庆典要修建宾馆为由头，从办公室主任。“庆典工程”总指挥的视角去反映一个小县的形形色色，在对众多人物的现实行止作了生动的刻画，歌赞了一个淡于名位的辛勤工作的基层干部的形象。这些作品都有很强的现实感，笔墨犀利而多彩。《中国制造》在艺术上尤较成熟。在这种强手竞比中，《抉择》终于浮出，它的可贵则在于作家能以巨大的勇气直面人生，直面现实中的尖锐而复杂的矛盾，以对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去揭露和抨击生活中的负面现象。歌颂真正与党和人民心连心的优秀干部，为反腐倡廉奏出一曲震撼人们灵魂的战歌。作品在艺术的完美方面尽管还有锤炼的余地，但小说充分发挥了传统叙事的故事情节抓人心弦、于冲突的浪尖突出地刻画人物性格等艺术手段，并以充满战斗激情的富于政论色彩的语言去冲击读者的心灵。这部作品由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故事片（即《生死抉择》），如今已名满天下。与电影的改编不同，小说较多工人激愤的场面，更充分地显示了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中的力量，也更见冲突的尖锐。小说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市长李高成和市委书记杨诚等在关系党和人民命运的生死抉择面前闪耀着坚强党性光辉的形象。整部作品充满浩然正气，使读者强烈共鸣，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认识价值，而且具有现实的警示教育意义和思想鼓舞作用。因而它被评委们看好并高票数当选，当非偶然。张平作为青年作家，曾以《天网》等纪实小说闻名，多年来他执着地深入生活第一线，为人民仗义执言，乃至被推向被告席也无憾无畏，始终忠于作家的良知，深怀文学的时代感和社会使命感。他所以能写出《抉择》，同样也非偶然。 《尘埃落定》的入选固有其一定分量的历史内涵，更突出的应是它那富于独创性的亦真亦幻的鲜明艺术特色 阿来的《尘埃落定》则以巧妙设定的傻子视角去透视解放前藏族地区土司贵族的生活，属于近历史的题材，尽管小说含有浓郁的悲剧色调，但作家用充满魔幻现实主义和理想闪光的笔触，既使作品控诉了贵族的腐朽和奴隶制的残酷及其灭亡的必然性，又歌颂了人性善良的美和新时代随着解放军炮声到来的希望。通篇叙述简洁，描写流畅生动，字里行间时时溢出诗意，情感真实而感人。作品所刻画的傻子、他的土司父亲和汉人妓女出身的母亲、还有茸贡女土司和她的美丽女儿以及行刑人父子、管家、使女等，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小说所描写的人情风俗和自然风光呈现了民族地区的鲜明特色。作为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更创造了像抒情散文那样更加自由跳跃的叙事文本。既为我国少数民族长篇小说的发展做出引人注目的尝试，也为我国的“西部文学”增添了一笔耀目的光彩！作为藏族青年作家，阿来曾写过诗歌，他对阿坝地区旧时代藏族土司的历史和文物制度曾做过许多调查和资料的收集，这弥补了他对历史生活体验不足的弱点。而他诗歌创作的艺术经验和富于想象的才华，也为《尘埃落定》的创作增添了的成功的翅膀。近历史题材的作品在这时期为数甚多，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描写西部地区生活的长篇小说也为数不少，《尘埃落定》的篇幅不算厚重，这部小说的入选固有它一定分量的历史内涵，更突出的应是它那富于独创性的亦真亦幻的鲜明艺术特色。 《长恨歌》的文本很独特，它描写风物的笔法充满通感和睿思。可以说，小说的文学价值大于题材价值 王安忆的《长恨歌》从女权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实际写了一个美丽、善良而柔弱的女性在男极为中心的社会环境里，始终得不到真正爱情，乃至被毁灭的悲剧。长恨以终，似应作如是解。小说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到九十年代，在很长的时间跨度里写王琦瑶这位当年的“上海小姐”、如何先被旧官僚“金屋藏娇”。解放后又委身于“小开”式的两个对女人不负责任的男人：康明逊和萨沙。前者受家庭所制，不敢娶她；后者无家无业，去了俄罗斯，无意娶她。惟一爱她的程先生又始终没有勇气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多年后女儿嫁人去美国陪读去了，她与女儿的朋友来往，与二十多岁的“老克腊”发生畸形恋，末了竟被起意谋财的个体户所杀。她始终处于男人的色与财的欲望包围、觊觎中，最终被这种欲望所吞噬。王琦瑶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伟大转变的时代，但她是社会体制外的边缘人，是历史洪流所不易冲刷到的卑微的小人物。但又是力求自食其力的、与世无争的小人物。它使读者产生深切的悲悯之情，就因为这个小人物是那么美丽、善良和柔弱！小说虽然也多少反映出时代前进的脉动，但它写的绝算不上什么重大题材。然而在作者细腻入微的笔墨下，上海弄堂深处的风情和各种人物，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小说的文本也是独特的，它描写风物的笔法充满通感和睿思，絮絮道来，极富陌生化的效果，耐人寻味。可以说，小说的文学价值大于它的题材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