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献，六十年来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茅公生前多次答复有关询问，因事隔多年，记忆有所出入，语多猜测，在所难免。各种鲁迅、茅盾的传记年谱和有关文章，谈到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或贺电者不计其数，都因缺乏确凿的史料，语焉不详。笔者从童小鹏同志《军中日记》1936年4月26日记载“休息， 阅《斗争》报载的上海各团体来信，兴奋已极”， 获得线索， 终于在1995年8月发现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喜出望外。9月间鲁迅研究学会在武陵源举行的鲁迅研讨会上，笔者将这一发现告诉了鲁迅研究界的朋友。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张小鼎编审约我撰写发现和考证的经过，我很高兴的答应了这位老朋友的约稿。 1996年7月纪念茅公诞辰100周年之际，新华社7月1日发布《陕西发现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消息，《新文学史料》第3 期刊出拙文《六十年前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之发现》。至此，学术界多年争论不已、悬而未决的难题，终于有了正确的答案，划了一个完整的句号，鲁迅、茅盾联名的提法也得到恢复。但近年有人企图否定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所以有必要再次论证，以正视听。 鲁迅、茅盾1936年3月29日致红军贺信，由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注：《斗争》原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军长征期间停刊。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曾用过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的名义，所以复刊后的《斗争》从第74期至102期称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从第 103 期至127期改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第95期全文刊载。当时鲁迅、 茅盾都居住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上海，所以刊出时编者加的标题是《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用“××××”以代人名。 来信共三段。第一段是：“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第二段是：“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第三段是：“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接着是“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四句口号。最后署名为“×× ××一九三六、三、廿九。” 来信的主旨是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救国大计，祝贺红军渡河（黄河）东征的胜利。来信的开头没有称谓，而第三段开头称：“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据此，笔者将来信冠以《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标题。 为什么认定来信最后署名“×× ××”这两位两个字名字的中国文化界领袖就是鲁迅和茅盾？程中原先生提供了一件新的文献资料。即1936年5月5日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中共中央于5月8日在延川交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指出：东征动员了全国。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在暴风雨中。在这种情形下，两方面对群众争取的情形表示很紧张。一方面是革命的，这以共产党为首，以新的政策来动员，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据说李济深也拥护，可以说广大群众是已经接受了。（以上是会议记录的摘要，记录者是杨尚昆同志）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东征以后的形势，提到鲁迅、茅盾拥护新政策，当然是就他们在东征以后的言行来说的。同5月20日的一封长电联系起来看， 毛泽东说鲁迅、茅盾拥护新政策，其主要依据就是他们的“东征贺信”。（注：程中原《应该肯定下来的和需要继续考证的——“贺信贺电问题”之我见》，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期。） 1936年5月20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林育英（即张浩， 当时为共产国际代表）、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12人联名发给正在长征途中的党和红军领导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肖克、关向应、夏曦并转各负责同志的内部长电中，郑重谈到鲁迅、茅盾的来信：“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震等均有来信，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李济深也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的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三十余种，其中《大众生活》一种销数约达二十余万份，突破历史总记录，蒋介石无法制止。”（《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正如内部长电中所说，1936年4月17 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 即刊出上海抗日团体《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信》（1936年3月25日）、《全国民族武装×××来信》（1936年3月26日）、 《上海××抗日救国联盟来信》（1936年3月25 日）和《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信》（1936年3月29 日）以及《满洲三千万同胞的代表的来信》（1936年3月24日。这件来信经陈福康先生考证， 认定是萧军先生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