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的写作无疑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对于自己所涉及的全部事件和人物，必须都采取客观和公允的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如果不是这样去操作，而在对立的双方中间，明显地带着偏袒一方的态度，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褒贬，那肯定就可以说是传记文学写作中的大忌，对于所有全部客观事实的调查和掌握，确定无疑地应该是作者进行分析与评价的唯一前提，对于它是否认知得清楚、详细和完全属实，会成为传记能否成为信史的根本的原因。班固称赞《史记》叙述历史过程时的“其文直，其事核”，确实应该作为衡量一部传记文学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如果作者所根据的材料是以讹传讹，甚或是纯属子虚乌有的话，那么它的文献价值就应该引起足够的怀疑了。 笔者的这一想法，是在阅读了杨绛《从“掺沙子”到“流亡”》（以下简称“杨文”）（注：《南方周末》1999年11月19日。），又阅读了《杨绛评传》（注：孔庆茂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等传记之后得出的。“杨文”首先叙述的是在“文革”中间的1969年夏天，自己原来的住房“分掉两间”，住进来的“沙子”，“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这比她《丙午丁未年纪事》中的叙述显得略为详尽。而《杨绛评传》中的说法则与此迥然不同，说是由“造反派头头”分派，住进了“这对‘造反’年轻夫妻”。“杨文”将迁入的对方称为“沙子”，自然是带上怀恨在心的轻蔑之意，却又说明了“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并未认定他们就是“造反派”。那么孔庆茂如此明确的说法，是从何而来的呢？按照常理来说，杨绛与这对年轻夫妻之间的纠纷，为数极少的邻居与同事也只能了解一些影影绰绰的情况，最知悉底细的只能是发生纠纷的双方，不知道孔庆茂是否采访了对立的双方，至少应该是询问过自己的传主，才有可能书写出来。如果是传主当时告诉孔庆茂，说这对年轻夫妻是“造反派”，而后来的“杨文”又采取不同的说法，那就显示是传主改口了。“杨文”还说“男沙子”“是整‘5.16’而为‘革命’立功的人”，不知是否属实？“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整‘5.16’”，是针对垮台的造反派“红卫兵联队”的，这样说来对方就绝不是造反派了；如果以“杨文”的说法为准，那么前面的这一说法就是向壁虚构的不实之词。如果孔庆茂在叙述这件事情时，并未为此专门采访过自己的传主，而只是根据有些以讹传讹的材料，不加分析就随便谱写的话，则说明他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 这对年轻夫妻究竟是谁呢？不少读者在以前是并不知晓的。从“杨文”披露之后不久，《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12月号和2000年1月21 日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肖凤的《林非被打真相》（以下简称“肖文”），《今日名流》1999年12月号又发表了穆正平的《钱钟书林非打架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正式透露出这一场纠纷，是在钱钟书、杨绛夫妇与林非、肖凤夫妇之间发生的。“肖文”对于自己全家搬迁的原因和过程，在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还着重说明林非因为在肃反运动中的“立场右倾”，和在反右派运动中由于“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受过处分，“文革”中被造反派张贴大字报批判为“漏网右派”，因而“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中”，“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总之他并非造反派，这是说得很明白的。 林非的散文《记赵树理》、《回忆陈翔鹤》和《小灾小难》，都叙述过自己遭受批判与处分的经历，他的《读书心态录》（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还叙述了自己由于受到过批判与处分，深感没有资格参加当时“学部”的两派群众组织：其一是“红卫兵联队”，因为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支持和指挥，所以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二是“红卫兵联队”，被前者称为“保皇派”、“臭老保”等等。以林非昔日所写的散文，来印证“杨文”与“肖文”中的有关说明，那么他并未参加“文革”中间的“学部”两派组织，应该说是可以获得确认的。《杨绛评传》也许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并无根据地将他说成是“造反派”，应该说是一种极不严谨和侵凌名誉的做法。《钱钟书传》（孔庆茂作）同样是违背事实地将他说成“造反派”，同一位作者的两本传记中间，同样都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平白无故地损害一个公民的名誉权，这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应该说是问心有愧的，无疑还应该负有法律的责任，这些问题对于传记作家如何进行严肃认真的写作来说，确实应该是引起充分注意和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 还有一个问题是孔庆茂的《杨绛评传》中，由“造反派头头”分派房屋的说法，“杨文”并不采用此说，而“肖文”则更说明是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一位“‘革委会’主任”目睹林非的居住情况如此拥挤不堪，“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还叙述了“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青年夫妇，其中的有些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也有人则流亡于海外，在当时“学部”的整个运动中间，“红卫兵联队”在“中央文革小组”清洗和逮捕关锋之后，就被定为“反动组织”而遭查封，原来处于劣势被攻击为“保守派”，并被“红卫兵联队”查封过的“红卫兵总队”开始掌权，并结合被解放的“革命干部”，成立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革委会”，它与原来意义上的“造反派”已经毫无瓜葛。基于这样的事实，可以判断孔庆茂《钱钟书传》、《杨绛评传》中的此种说法，也是并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钱钟书传稿》（爱默作，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更加以渲染地说是他传主的全家，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才“发现自家房屋被一对青年夫妇占用了，好说歹说就是不搬走”，与“杨文”的说法迥然相异，却也不诬称对方是“造反派”，大既是想要刻意地编造虚假却又富有喜剧色彩的社会新闻。 关于两家合住之后逐渐交恶的过程，“杨文”的叙述比上述几种有关传记显得详尽多了，概括说来是他们尽量照顾对方，而对方在其女婿自杀之后竟加以冷嘲热讽；“肖文”则叙述对方企图赏赐吃剩的食品，都严词加以拒绝了，最伤害她自尊心的是当杨家情绪不好时，不由分说就抱走自己儿子，当作开心取乐的玩具。在双方交恶过程中许多与时代氛围关系不太紧密的细节，局外人是难于作出判断的。如“杨文”说钱钟书热情地替肖凤搬过摇篮，“肖文”则说家中从未有过摇篮，即属于此种情况。然而有些与时代氛围关系甚为紧密的细节，揆之于常理来说可以作出大致不差的判断。如“杨文”叙述肖凤在“学部”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大骂她女儿是“5·16的臭寡妇”， 乃是为了刻意渲染对方的凶悍；不过只要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会深切地体验到，当时在工军宣队面前是绝对不敢高声吵闹的。工军宣队的任何命令，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们在军宣队的连、排长面前，都只敢恭恭敬敬与和颜悦色地说话，怎么会吃了豹子胆，敢在这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如此吵闹？这样的场面并不可能发生，而是属于为了进行抹黑的向壁虚构。“杨文”还说在钱钟书前往干校后，肖凤于北京的住房内向林非大声喊叫，“我要上吊了”，用以说明对方在她女婿自杀后，毫无同情心理的幸灾乐祸，其实林非和钱钟书是同一天在工军宣队率领下，浩浩荡荡奔赴“干校”的，林非早已发表的散文《我和牛》，详述了这一过程，这无疑当为事实，他不可能于千里之外，跟肖凤扮演双簧去嘲笑她们，这也是为了抹黑对方的品格，而不惜向壁虚构的手法。“肖文”这个论辩是有说服力的，可是她为何不就上述的事例进行论辩呢？总是在“杨文”突然发动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气忿激动而又仓促迎战，才会有此疏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