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就是一种限制中的虚构 传记是传主个人的历史。而个人的历史又何能逃脱大历史的背景？人，终究是社会的人。传记便是传主在大历史图景中的人生轨迹和心电图。然而，先看大历史，即便是载入史册、写成教科书的大历史，不也在岁月的长河中几番改写么？而且，事件的历史也许是无法改变的，可是叙述的历史却是各有各的叙述，是处于流变的状态中的。我们常说，物是人非，而实际境况是：人非物更非！我们去踏访的古迹遗址，不要说有许多的人为的破坏和重建，即便是煞费苦心的原貌保留，其实又有哪处躲得过无情岁月呢？又有哪一处不处在千变万化之中呢？此次所涉，已非前番之水。 再看传主个人的历史，不过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人的痕迹而已，尽管爱默生说过，“一切历史都很容易把自己分解为少数几个坚强认真之人的传记。”（注：《全国第四届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综述》，《国外文学》（季刊）1998年第1期，128页。）而我以为，这句名言未免说过了头。姑且不用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还是人民创造的这样的大理论来讨论，平心静气想想，如若没有蚁蚁众生，人类哪还有什么历史不历史！？而今的传记越写越多，越写越广，越写越杂，从某种视角看来，似是一种个人历史感苏醒的展现。大历史背景中的个人轨迹、个人故事，这就是传记。当然，这轨迹这故事有的或许主动地影响乃至书写出大历史，多数可能是被动地受着大历史的制约乃至主宰的，可他们的痕迹已然密密麻麻地留在翻过的历史书页上，只不过历史学家人为地以为可以忽略他们而已。 传记文学便是将个人历史的内容以文学的形式纪实展览出来。 人们总是高昂地强调传记文学的纪实性。何谓纪实？将真实记录下来。真实的记录，古代靠史家，靠口传，靠笔墨；现代传媒发达后，新闻似可跟真实同步，高科技更可以留下你活生生的一言一行，乃至一颦一笑。然而史家也就是史家一家的视野，新闻传播虽是多方位多视角多层面，但仍是各有各的偏颇，口传、笔墨高科技都无法穷尽人物事物的全部！是的，无法穷尽的。 传主的人生，无论你是伟人名人，抑或凡夫俗子，除却主宰或跟随时代潮流外，个人的踪迹更多的是由他（她）做过说过留下的回忆积累而成，然而他（她）的自传、日记、书信、文章、照片等文字图片或口头资料等等，就绝对真实么？除了有意的避讳和难言之隐外，传主也不过就是个血肉之躯，因种种原因会有种种偏差偏激乃至谬误，还有记忆的似真似幻！还有表达对本事的无法穷尽和言不及意等等，这是传主本人对自己的人生的第一次描摹，实质上是进行了第一次改写。更不要说与传主有关联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的资料了，只要看看现在进行时中的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描摹的差异乃至千奇百怪，就足以明了纪实的艰难。如若遇上好事者的添油加醋甚至颠倒黑白，那就比小说还要小说了。这是相关人对传主的第二次描摹，是第二次改写。等到传记作者的介入，所谓的收集资料、发掘资料，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筛选，大刀阔斧又精巧艺术的排列组合，则是对传主生命史的第三次改写了。 第三次是对第一次第二次的审视、汲取和解构，如果说传主的自传是他本人惨淡经营衔接起的人生链条，那么他周遭的人的种种回顾，便是一些形形色色的碎片，传记作者总是在作徒劳的碎片的拚图、链条的重构，且力图复活过去的时光过去的人。传记作者总是充满自信，以为他的传记能对传主一锤定音。 然而，聪明的传主绝大多数不会对别人所写的传记轻易表态，哪怕是委托的，决不仅仅是出于谦虚，传主的心态当是复杂且微妙的，至少得谨慎地为自己留有余地。一般而言，传主不会反对多部传记的，人本是多面体且流变的，如若能让自己变得扑朔迷离，未尝不是幸事，谁愿意自家一览无余呢？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注：引自钱钟书《管锥编》。） 复活历史便是一种艺术的还原。还原就是想象在时空中的往回穿越。因为有“原来”的限制，传记作者的想象必须受到所谓的真实的限制，但是，正因为这限制，方在限制中见高手！高手才能让想象虚构还原出早已流逝的真实，且入情合理。大历史背景的文学再现、历史氛围的营造渲染，见传记作者的虚构能力；在寻觅显现传主的踪迹时，作者运用的是自己的认知和感知；作者在资料的框架中丰满传主的血肉时，其实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复活”他（她）。不能用简单清晰的移情、同情、憎恨、厌恶等来划分。传记，是传记作者用自己的眼睛去探索别人的人生，用自己的心去体验别人感受，用自己手中的笔去描述别人的故事，作者的语言文字等艺术功力太重要了，比小说还更具感召和煽惑。作者的幽灵在传记中游荡。 我出版过三部长篇传记文学，即：《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和《陈香梅传》。我说过；我钟情的是小说，而不是传记。可是一不小心，竟连着写了三部三四十万字的厚厚的长篇传记，且畅销过还长销着。然而，我对传记写作的理论可说一无所知，对中外传记名著涉猎也很少。从我写作的体验来说，我以为传记似更是一种创作，为它付出的辛劳和智慧决不亚于小说。所幸的是三部传记的传主可谓同代人，所跨越的时间大致相同，其广阔的历史背景相同，当然，我着重要写的却是他（她）们的个人的人生轨迹，着重的是感情的历程。 我以为大背景大框架应该是真实的，但是细节甚至一些情节得依赖虚构，要不，能有这么好看吗？ 我在《最后的贵族·张爱玲》的后记中，清晰地意识到：还原一个真实感的张爱玲！然而，谈何易！？关于张爱玲及家族的资料并非丰富与翔实，好在张爱玲自己说过，“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是对熟朋友的态度，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注：引自《张爱玲文集》。）张爱玲还说，“写小说的间或把自己的经验用进去，是常有的事。至于细节套用实事，往往是这种地方最显出作者对背景的熟悉，增加真实感。作者的个性渗入书中主角的，也是几乎无不少避免的，因为作者大都需要与主角多少有点认同。”（注：引自《张爱玲文集》。）我正是从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寻觅真正的张爱玲的处境和语境，也许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但我宁愿仅当编写者，也不愿撕碎张爱玲的语言纤维，不愿搅混原状原汁的人生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