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印象里，王安忆的小说写作带有浓厚的苦行修道色彩。选择这样一位穿行于红尘众生心灵，跋涉于自我精神泥沼的小说家，深入其小说叙事的腹地，绝不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独立严肃的创作态度决定了王安忆的抗拒潮流，崇尚理性感悟的审美追求支持着她思索生活的延展，促成了其小说叙事美学风貌三次较大的转折。 一 理性的跋涉，清醒的领悟：精神探索系列小说叙事的悲悯美 80年代初期，王安忆凭借知青生活、文工团生活系列小说踏上文坛。最能体现她早期小说叙事美学追求的当属“雯雯系列”作品，那娓娓流淌的少女情愫，为当时笼罩着伤痕文学惨雾愁云的文坛吹进了一缕清新的风。这一时期的王安忆如许多初出茅庐的青年女性作者一样，完全依仗经验感悟进行小说叙事，情绪饱满，出语“天真”，稚嫩而不掩天然清纯。 打破雯雯理想世界自足圆满的是王安忆1984年的访美之行。接触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亲身感受异域文化的氛围，极大地拓展了她的文化视野，激发了她的自我意识。王安忆自觉领受到一种雷电般的理性启智，从此开始由自发写作进入到自觉写作的状态。以《小鲍庄》为开端，她相继推出了“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及其发展《岗上的世纪》，推出了《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及“家族史诗”（《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借助小说叙事展开了高强度、高密度的精神探索。 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小鲍庄》是王安忆小说写作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性作品，它表明其小说叙事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取材于个人经验的叙事转变为建基于深广社会生活现实的叙事。但我们以为此论尚不完全。《小鲍庄》的契机正是王安忆的美国之旅，东西方文化的交接碰撞酿就了艺术想象中那场滔天洪水。洪水冲毁了村庄田地，更冲毁了王安忆早期写作状态中怡然自得的精神田园。小说叙事的虚幻现实中，五爷与捞渣结成的淳厚仁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小鲍庄人被贫穷与天灾咬蚀得千疮百孔的道德伦理关系，激起文明人几多心灵的震颤。但即使如此，也未能安顿作家躁动的心灵。《小鲍庄》是王安忆踏上人性求索、自我确证之精神苦旅的原点，仿佛蛹化成蝶几番挣扎蜕下的第一层皮。 接下来惊世骇俗的“三恋”着实震动了80年代中期的文坛。习惯于王安忆早期清纯天真的读者，面对浓墨重彩赤裸裸书写性意识驱动下的男女恋情的王安忆，一时竟有些转不过弯来，诸多批评者也把“三恋”一股脑纳入流行的“性文学”讨论范畴，热衷于议论“性题材”的处理技巧、“性描写”的分寸，却不同程度忽略了隐身于原初情事中作家的心灵探险。其实，“三恋”的写作动机恰恰延续了以《小鲍庄》为发端的理性求索，只不过将历时的文化溯源，转换为对共时的文化具象载体——个体生命的思考。而当时观念解放的思想背景，促使王安忆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险路，将这种思考沉降到人性最隐蔽然而又是最活跃的区域——性意识。在她看来，男性与女性“是阴阳两气的象征，他们是人类最基本的组成元素、最低元素”，男女的性爱或情爱关系“有着极大的概括意义”（注：《纪实与虚构·第九章》（第五卷），《面对自己》，见《漂泊的语言·王安忆自选集》（散文卷）第440—441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藉此能窥探人类关系的核心秘密。这就是说，“三恋”对性意识的精细钻探依然是受着理性思索动机的推动。这条思考的线索至此远未结束，它将以各种变体形式推移到王安忆此后的创作中去。如被女性主义批评视为范本的《弟兄们》，其实质却是以脆弱的女性情谊做了普遍人类关系的隐喻，是作家从人类关系的另一重维度展开的人性求证的艺术演示。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三恋”式以两性关系为出发点的对人性的理性思索往往都以悲剧而告终。 越来越强烈的理性动机将作家王安忆逼进了精神的泥沼，她渐渐发现自己所崇尚的审美理想日益与经济浪潮裹挟下的现实分道扬镳。在自谓经历了一段精神危机之后，王安忆以一种新的写作姿态迈进了90年代。批评者普遍注意到了她小说叙事策略的显著变化，这变化由解构一个时代理想神话的《叔叔的故事》开头，其意旨在于借50年代知识分子叔叔的沉浮反省以“我”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处境。由这部中篇开始，王安忆不再隐藏自己写作的理性动机，有意屏弃全知全能式的叙述方式，“不要特殊环境；不要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风格化”（注：“四不要”既是王安忆对《叔叔的故事》写作构想的经验总结，又宣示了她的某种写作理想。）。这种小说叙事策略到了长篇《纪实与虚构》可谓达到了巅峰。作家欣喜地发现与充分地发挥了小说叙述语言本身的逻辑力量，以虚构的母系氏族的英雄史诗与世俗纷扰中自身的孤独漂泊感相对应，有效地传达出她在精神泥沼中跋涉的苦痛。这种点燃自我、烛照心灵的小说叙事还奏响成《乌托邦诗篇》里那段动人的精神恋曲，融化在追溯南洋父系家族史的《伤心太平洋》中。 从《小鲍庄》走出个人经验的拘囿尝试文化话语，到《叔叔的故事》的解构言说得心应手的运用，再到《纪实与虚构》的经验感悟与理性思索的纠缠，作家王安忆一直向着理性化小说叙事的美学目标趋近。她不惜心血，克服着力不胜任的重重沮丧，追问着千年哲人们一直在追问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她步步为营，硬是在日益浮躁的世风里为读者，更为自己营造起一座“精神之塔”（注：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 年代初的小说创作》， 《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这一时期的王安忆怀着强烈的理性写作动机， 力求通过感性与理性因素犬牙交错的小说叙事语言实现自我—文本—读者的直接跨越，推着、拖着读者同她一起苦苦倘佯于精神的泽国，并终于形成她建构“心灵世界”的小说叙事美学理念（注：参见王安忆著《心灵世界·第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但是，正如诸多文艺家所论，理性是文学写作中的双刃剑，它既能撕开感性经验的叠嶂，同时又有可能损害艺术形象的丰满与丰盈及活力。“四不要”写作策略的突出强调，无论是对王安忆的写作心态还是叙事技巧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精神探索阶段的王安忆尚未找到彻底打通感性经验与理性观照之间的通道。这其中既有对阿波罗式肃穆静观与酒神式激情投入二元对立的传统美学原则的成功突破，也有因过于强烈的理性动机损害小说叙事感性力量的失败，引发了复杂的审美效应（注：参见《当代作家评论·王安忆评论小辑》，199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