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 8444（2000）04—0114—05 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以她聪慧敏锐的思维语言，深厚渊博的知识素养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艺创作方面显露了卓越的才识，诚如梁思成先生（林徽因之夫）评价的那样，“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不论是在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1] 在当今众声喧哗的时代氛围里，昔日曾被历史巨浪淹没了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哪怕是声名甚微的）均被打捞出来，接受时间和历史的重审与评估。然而林徽因的小说创作则较少为人所论及，它们不是被她的诗情所掩盖，便是为她的建筑家声名所挤兑。事实上，林徽因的小说创作比起她的诗歌创作来说，虽然数量上要少些，但是它仍以其独具的艺术魅力，独立于同时代的众多女性作家的创作中。 林徽因小说创作大致有《窘》、《九十九度中》、《模影零篇》（包括《钟绿》《吉公》《文珍》《绣绣》）等。在对她这些小说文本的细致阅读之后，我们发现林徽因的小说创作既具有女性的温柔婉丽，又有学者式的聪慧睿智，同时还隐含了知识分子的忧时伤世情怀，从而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单纯与繁复，宁静与喧嚣，婉约与雄浑、静态与动态等多重对立矛盾因素的杂呈现象，呈现出审美风格的多元化趋向。具体来说，在写法上表现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在创作上表现为传统文化特质与个人现实、性别处境的缠结，在人物塑造上则表现为静态与动态的统一。就是说，她的小说创作既有别于她本人诗作中的浓郁抒情走向；也异于同时期别的女性作家的创作，譬如：相对于“闺秀派”以善于勾画“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语），风格明显趋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适度、中和的古典美的凌叔华来说，她的小说创作充满了现代性的张力与繁复的一面；相对于过分的随意宣泄青春情感、倾泻个性解放欲求的庐隐、冯沅君等人的“狂飙式”创作风格来说，林徽因的创作则又呈现出和谐、节制和理趣的趋向。 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汇 “人性或人道主义的情怀”可以说是贯穿林徽因小说的一根红线。林徽因曾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强调创作必须诚实。对于“诚实”的理解，她作了如是说：“所谓诚实……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极明了的，在情感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又说：“一个生活丰富者不在客观的见过若干事物，而在能主观的能激发很复杂，很不同的情感，和能够同情于人性的许多方面的人。”[2]（P.110 ）具体到她的小说创作中就明显地出现了作者以两种笔法叙述的人性或人道主义故事。一类是传统故事叙述型的，如《窘》、《绣绣》、《吉公》、《文珍》等。在这类小说中作者以淡雅素朴的笔致娓娓地向读者铺叙一些蕴含淡淡悲哀与愁绪的平常故事，并在淡淡的情节叙述及人物不幸命运的叙说中寄寓其人性或人道主义情怀。这类作品不论主旨内涵还是审美取向，可以说都很能体现出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如《窘》中对中年鳏夫维彬教授由于年龄沟壑、不适场合以及突发的非正常男女情感等，而萌生的“窘”的心理状态可谓刻画得细微而传神。再加以烦闷炙热的酷暑，闲而无事的假期等环境、气氛的烘托，使维彬的“窘极了”的神态心绪简直如电影屏幕一样醒目地划过读者的眼前，令人不能不对他生起同情之心：同情其孤寂的生活，其对环境的不适以及其种种尴尬处境。例如： “我们”和“他们”！维彬好像在他们中间划出一条界线，分明地分成两组，把他自己分在前辈的一边。他羡慕有许多人只是一味的老成，或是年轻，他虽然分了界线却仍觉得四不像，——窘，对了，真窘！……他又不自在到万分，拿起帽子告诉少朗他一定得走了。“有一点事情要赶着做。” 素朴独白式的语言，纡徐的叙述节奏，看似平静冷淡实则蕴涵了人物内心强烈的情绪激荡。小说中的心理刻画手法可谓深得中国传统小说这方面的传承。不加藻饰，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外部形态等的白描及周围环境气氛的烘托来刻画人物心理，这正是中国小说的传统艺术手法。 在《文珍》、《绣绣》中，作者也以满怀同情的笔触，叙述了绣绣、文珍、文环等的不幸命运：绣绣因父母无休止的大吵大闹所遭受的巨大心灵摧残，文环因年轻貌美倍受凌辱而被迫致死，文珍的看破世事逃婚离去等，可以说都反映了彼时现实社会中女性的不幸悲惨遭际，体现了作者对弱小者不幸命运的同情，切合了当时的文学中流行的时代主题。在这类小说中，林徽因不是以虚构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取胜，而是以其作品中的强烈而浓郁的抒情气氛感人。无疑，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强大的抒情诗文传统渗入的结果。另外，线性发展的情节故事，素朴、平实的叙述语言，淡淡的抒情气氛与意境的营构，以及叙述节奏的舒缓、柔静，叙述人称的大体一致性等都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 另一类是现代性的拼链式的片断镜头重组型。如《九十九度中》、《钟绿》等。在这类小说中，作者的视野相对开阔了些，她以悲悯的眼光试着打量“窗外”纷攘的世情生活，写出了彼时社会现实逼真的一角。如果说在上一类小说中，作者的视线还落在“窗内”较狭小的家庭生活一角中，那么这类小说作者则把视线投向了社会，把自己的人性、人道主义情怀普施于社会上诸色人等身上。如《九十九度中》被李健吾称为“最富有现代性”的一篇小说，反映的是“人生的横断面”，而不再是传统章回小说的纵剖式的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通过十多个片断镜头的链接重组，描绘了一个大热天的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引导我们……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作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者宣传，却表示出她对人类的同情”（李健吾《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在《钟绿》中，作者也运用了电影语言——蒙太奇式的镜头组接方式，给我们描摹和承接了四幅有关钟绿的“油画”：虔诚的宗教画（“擎着一枝蜡”、“微微地垂下眼”的古代年轻的尼姑形象），古拙的村姑画（包着三角头巾的暴风雨中的村姑形象），妩媚的古典画（肩上扛着水罐子的古典汲水少女形象），雕刻式的现代美女画（有着雕刻般的形体，身着红色浴衣的美丽少女形象）等，艺术地呈现了一个热爱生活、热情漂亮的少女——钟绿的飘零不定的生活奔波及其“红颜薄命”式的悲惨结局，寄寓了作者对之的深切同情及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同时作者还借人物之口幽默轻俏地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下，资本家的罪恶进行了一番嘲讽和揭露。片断镜头的链接显然是一些现代性的艺术技法，而作者能在小说中如此娴熟的运用来构架小说的整体情节，一方面既得力于作者所学的建筑学艺术及当时所流行的外国现代派艺术思想；另一方面也与作者对现实人世的理解、认知有关。在《钟绿》中，作者借人物之口写道：“今天和明天的事多半是不相连续的多；本来现实本身就是一串不一定能连续起来的荒诞。”在《吉公》中作者又指出：人事、活动的错综复杂性，常常可以“在同一时间里，展演如一部戏剧”。可见，在作者的思维意识和情感志趣方面，她已接受和消化了电影语言的片断镜头组接法，也酿就了其小说情节构建的横截法。因而林徽因的这类小说画面很鲜明很吸引人，具有很强的可视性。当然这也与作者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