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8—6390(2000)03—0025—06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 “迷人的十四行可不是月下/穿林度水漂来的夜莺歌,/那是小提琴柔曼的流霞,/打手指约束下颤动地涌出的;//要编织声音、节奏的花环,/给她的手腕、脖子都套上,/要把星星、宝石一串串/嵌在她头上美丽的花冠上;//水泉能弹出淙淙的清泠,/是因为穿过了峡谷的窄门,/十四行能弹奏出铮铮的乐音/去感动爱人们颤动的耳唇,/是因为通过了诗人的匠心/安排了交错、回环的尾韵!”这是唐湜的一首题为《迷人的十四行》的十四行诗,是以诗的方式抒写对十四行诗的认识,可以看出,在唐湜的意识中,十四行诗对“声音”、“节奏”和“韵尾”都非常重视。它是一种受“约束”非常突出的格律诗体。 十四行诗(sonnet),又译“商籁体”等,是欧洲十分流行的诗体,起于意大利的一种民间歌谣,由彼特拉克将其用于文人诗歌写作,后传到英国、法国等欧洲其他国家,又波及到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在英国,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最为著名。十四行诗的重要特点除了诗行固定为十四行外,还注重诗节的划分与韵式的安排。就诗节划分与韵脚安排来看,影响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按4/4/4/2分节,韵式为ABAB、 CDCD 、EFEF、GG,主要出现于英国的十四行诗中,称为英国式十四行,又因为莎士比亚用得最多,故又名“莎士比亚体十四行体”;另一种是按4/4/3/3分行,韵式为ABAB,ABBA,CDE,CDE(后六行常有变化),这种方式主要出现于意大利并且彼特拉克最早使用,因而又称为“意大利体”或“彼特拉克体”。 就顿式(句式)来看,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十四行诗大体上是统一的。因为西方语言基本上都是字母语言,在读音上几乎都有轻重之分,一个轻音节加一个(或二个)重音节便组合成一个“音步”。传统十四行诗的每一个诗行基本上都由五个音步组成,而音节轻重变化又构成不同的诗格,“轻重”组合的称为抑扬格,“轻轻重”组合的称为抑抑扬格,而“重轻”组合的则称为扬抑格,“重轻轻”组合的称为扬抑抑格,等等。这些诗格由诗人在创作中根据情绪的起伏而自由选择。 十四行诗的句式、段式、韵式等在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很多变化,如节式有3/3/3/3/2、4/4/6、5/5/4、4/4/3/3等等; 句式有三音步行、四音步行、五音步等;在诗歌中,韵式的变化本来就是无穷的,再加上在十四行诗中由节式变化而形成的新的韵式,更是难以统计。 十四行诗在西方是最为流行的传统格律诗体之一,除了彼得拉克、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雪莱、济慈、勃朗宁夫人等诗人之外,现代主义诗人自波德莱尔开始,到瓦雷里、艾略特、庞德、里尔克、奥登等等都写过十四行诗或变体的十四行诗。 中国诗坛自20年代开始引进十四行诗,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孙大雨等诗人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最早的一部十四行诗集是李唯建于1933年6月出版的诗集《祈祷》。自他们开始,卞之琳、 冯至和九叶诗派中的袁可嘉、唐湜、唐祈等等都有十四行诗奉献,冯至在1942年出版了《十四行集》,是迄今中国十四行诗写作的一个高峰。十四行诗由西方字母语言到汉语的移植存在着诸多转化。一般说来,在诗歌体式的借鉴中,韵式、段式可以直接移植,但“音步”则由于语言自身的差异而不能搬用,因此,不少诗人在创作汉语的十四行诗的时候,将字母语言的“音步”转化为汉语诗歌的“顿”,多数诗人都是将西方十四行诗的五音步转化为五个汉语“顿”,也有的将其转化为四个“顿”,还有的诗人根本不顾及“顿”,只追求大体上的近似,便构成一些变格的十四行诗。 唐湜在现代诗歌的格律建设方面做出过不少努力,十四行诗的探索是他进行现代格律诗艺术探索的重要部分。从一定程度上说,在中国新诗中,十四行诗是可以不当成现代格律诗歌来看待的。十四行诗起源于意大利的民间歌谣,这说明在西方,十四行诗与当时当地的文化有深刻联系。而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民歌是以四行为基础的,按十四行诗的起源,中国的格律诗应该是以四行为基本单位的,恰与中国古代的四行绝句、八行律诗相似,而十四行诗与此相距甚远。同时,按照现代格律诗的一般标准,现代格律诗是指诗节大体对应或大体整齐、顿式相对整齐或诗节间顿式对应、诗节变化有规律等要素构成的现代诗体,而十四行诗除了不分节或只分为7/7二节的情况下可以满足现代格律诗的基本要求之外,其他方式难以与现代格律诗搭上关系。因此,我们以为,十四行诗是一种独立的严格的诗体,按“增多诗体”的要求,对十四行诗的引进是有意义的。同时,中国诗人在使用这一样式的时候,总是要对它进行一些中国化的改造,特别是由“音步”向“顿”的改造,这种转化是本质上的,是将一种诗歌文化形态转变为另一种诗歌文化形态,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十四行诗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中国化的诗体,就像汉俳将日本俳句的“5/7/5”17音(非17字)转化为17 字一样,汉俳已不再是日本俳句,而是中国诗人由俳句引发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