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5293（2000）03—0127—09 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将茅盾小说的理性化特征及“主题先行”模式，及茅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诸问题，推向了学科前沿，引发了许多不同意见的争鸣；20世纪悄然逝去而产生的一下子拉长了的距离感，以及近几年出现的一系列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文艺学等学科整体性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深入探索上述问题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可资参照的宏观坐标。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冲突的角度，对茅盾小说的理性化倾斜进行心理学的考察。 1 茅盾小说的理性化倾斜和“主题先行”模式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学者们褒贬辩攻，意见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在此问题上就事论事，不易谈清楚。如果别选视角，从职业心理及其转换、冲突的角度来观察，容或有助于问题的深化，并为进一步解决茅盾研究的相关问题，开启端倪。 社会职业多种多样，不同的职业都无一例外地要求着从业者与该职业本身相适应的优势心理功能。对心理类型学深有研究的荣格学派认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事先考虑到自己的性格类型，这对一个人来说也极为重要”[1]（P158）。 “如果说前者（思维和直觉的结合）容易产生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那么后者（情感和直觉的配合）就容易产生伟大的艺术家。”[1]（P152）这个学派还指出， “由于思维功能和情感功能都是理性的功能，所以它们彼此不易成为对方的辅助功能，而倾向于相互冲突和对立”[1]（P152）。荣格学派的这些观点， 揭示了主体的心理类型和心理功能必须与相应的职业契合的规律，对研究作家创作心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茅盾一生的主要业绩之一是创作。从1927年秋写《幻灭》起，他实际上已是一位职业作家了。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从1920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他在七八个年头中，从事过接近高层核心如毛泽东、恽代英、董必武、邓中夏等的政治活动。固然，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他的公开职业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从事过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评介等活动，但这一段时间，他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是交叉的，且愈到后来，政治活动愈加繁复。茅盾从事政治活动时，年当24—31岁，正是一个人心理走向更为成熟和定型的阶段。就其从事的文学活动而言，写童话有编译成分，尚不是正式的创作，而写文学评论、文学思潮流派研究文章，属于理论、评论的范畴，形象思维不占主要地位。至于主编《小说月报》，亦不是创作活动。因之，应该说，茅盾在正式从事创作之前，其思维型态是复合型即中间型的；虽然包含着一定的艺术思维成分，有过创作冲动，但这方面的功能并未充分发展，而其思维的主导方向，则是与其从事的主要工作——政治、理论评论相联系的理论思维。换言之，在这一段不短的时光中，茅盾所突出发展的是其心理功能中的思维方面，而不是情感方面。 应该强调指出，在延宕了近8个年头的政治活动中， 茅盾显著地发展了他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1920年，他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后，就应主编李达之约在《共产党》杂志上发表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宣言》等4篇文章。通过这些翻译活动， “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2]（P176）。1921年四五月间， 茅盾又在《共产党》杂志发表译文《共产党的出发点》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1章。党成立时，他即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之一。1922年， 茅盾说他“确认了”“马克思底社会主义”。他在党内担任过中央联络员、上海地方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从事过宣传、联络、工会、统战等工作。 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较为长期、逐渐着重的政治活动，在茅盾的内心无形中形成了浓厚的理论思维的积淀，强化了他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压抑了主体原本就有的、不免时时驱动的情感功能和想象功能。 政治活动，由其本身的性质、任务及规律所决定，是一种在更高的程度上要求思想方向明确、行动协调一致的团体或公众活动，它与一定的纲领、路线、政策、策略、政党和纪律密切相联。因之，为了整体利益，从政者会或轻或重地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情感功能。我们常说的政治激情，主要是指理念性的政治热情，而非充分个性化或艺术化的情感。在政治活动中如果感情用事，严重的话，就会模糊视线，丧失原则，贻误工作。茅盾自幼谨慎、冷静、善思考，就其综合素质来说，是适宜于从事政治工作的。如上文所述，青年后期，他的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是交织进行的。有时“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3]（P64），有时则相反。总之，从未因繁忙苦累而松懈。这固然有政治觉悟方面的原因，也有主体心理功能能够较好地适应的原因。为了搞好自己承担的工作，在1925年“五卅”以前，他曾“自设”“禁忌”[3]（P123）， 不搞文学创作。——无疑，这是对自身情感功能的有意压抑。压抑而能接受，这正说明主体这几年的优势心理功能是思维功能。而有意识地压抑，这又说明茅盾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并不轻的情感能量，如果压抑过分或碰到外界的强烈刺激，它会冲破意识的压制，喷射出艺术的火花。“五卅”惨案以后他因“政论文已不足宣泄自己的情感和义愤”[3]（P123）， 而提笔写散文。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受到很厉害的刺激，情动于中，发为小说，就是适例。 正像科学家、政治家需要思维作为其优势功能一样，文学艺术家则需要将情感作为其优势功能。这是因为，情感性是一切文学艺术的特质。狄德罗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 4]（P149）列夫·托尔斯泰说：“当我着手从我的理智去写时，我总是抑制自己，并试图只从情感里去写。”[5]（P540 ）海涅说：“我的心胸是德国感情的文库。”[5]（P253）情感在作家创作中的重要性， 不仅表现在主体对外部世界与自身内心世界的体验，对创作冲动的推动，而且还表现在激发能够为形象灌注生命力、为作品带来艺术魅力的艺术想象。可以说，情感是文艺家的守护神，文艺家都应该是以情感为其优势功能的人。思维与情感功能大体平衡、难分高下的文学家，往往为此而痛苦不堪。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有中国的王国维和德国的席勒。王国维曾深深地慨叹：“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6]（P5）席勒于1794年8月31日在写给歌德的信中说：“当我想成为一个哲学家时我的诗人气质征服了我，而当我想成为一个诗人时哲学家的灵魂又缠绕着我。甚至常常如此，想象力干扰我的抽象力，冷静的判断力浇灭我的诗情。”正因为席勒是一位情感与思维两种心理功能冲突不已的作家，他的作品遂呈现出被人们所诟病的“席勒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