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读发表在1998年第三期《徐州教育学院学报》上《郭沫若的人格问题》一文，感到非常惊异，十分纳闷，令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作者搜集了不少材料，经过推测、揣想，从信仰、信用、婚恋家庭、“文革”运动中诸多方面的问题，对郭老的人格进行贬责和嘲讽，似有故意亵渎之嫌，像是摇曳在学坛上的一朵《恶之花》。 作者在该文中首先指称郭老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既不信仰三民主义，也不信仰共产主义。他1926年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种种好处；另一方面说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口号，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是跟共产党“吊膀子”罢了。 该文又说：郭沫若对朋友无信，对爱情不忠，对子女不爱，对家庭冷酷无情，“是个罪人”；并借用谢冰莹讲的故事，断言于立忱自杀是由于郭的欺骗，郭“是寡廉鲜耻，人格扫地的大骗子”。 作者在谈到“文革”时，责难郭老没有原则，一味逃避、自保，称他的言行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是个“风派人物”；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似弹簧”。 作者最后总结道：“不管于公于私，于家于爱，于子女于亲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识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生亮点。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为了这种适应，他提倡“标语口号”，甘当“留声机”；为了这种适应，他否定“百家争鸣”；为了这种适应，他对“言者无罪”胡乱解释；为了这种适应，违心地检讨；写作、讲话，言不由衷，也都是为了这种适应。“适应成了郭沫若的主义，适应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学理念的第一准则”。他“鄙俗、虚伪、装腔作势，经常带着假面具表演”。“他精神衰变、颓败，常处于自我抑郁、苦闷、惶恐和忧惧之中。他是文化名人，有时却显得分外懦怯，分外可怜，分外可笑”。“他对公理、对正义，对于社会的责任，太缺少道义精神，我们如在他的整个人格架构上觅得一根熠熠生辉的‘骨头’，真是难上又难”。“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确没有突出的建树，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贵遗产”。 请问：郭沫若真是这样吗？该文中所讲的一切都有根据的吗？这样的评价公平吗？ 邓小平在悼词中说郭老“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光辉旗帜”，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周恩来对于郭沫若“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的前头”的精神也是倍加赞赏的，说他比卢那察尔斯基还要坚定，而且更懂得策略，在极为不利的革命低潮期，还是争取尽量为革命做出贡献。 这样一对照，《郭沫若的人格问题》中的观点显然错误，评价更不切当。对这一问题，我认为应予认真的回答和严肃的批评；不然，听之任之蔓延开来，不仅有损于郭老的形象，同时也会对整个郭沫若研究产生不良影响。 第一，关于郭老的信仰问题。郭沫若的确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他早在《女神·匪徒颂》中就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大加赞颂，说他们“终究是我们青年们当钦崇的杰士”。1924年他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河上肇的著作《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使他的这一信仰更加坚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孤鸿》）后来他还宁愿忍饿也要全文翻译《资本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后虽因无处出版而作罢，但当听说共产党人在广东闹革命，他立即前往广州，并于抵达广州的当日就与毛泽东会面；随后又于1926年春、1926年11月、1927年8月连续三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特 别是最后一次在南昌起义途中——要知道那是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时刻，是在共产党最危机、最艰险的时候要求入党的啊！ 第二，关于郭沫若与鲁迅之间的问题。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特别是郭沫若与鲁迅之间，有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分歧、有矛盾，这是很正常的，是属革命内部、同志们之间的问题，大不了什么事，不宜渲染、张扬，吹风点火；他们都已作古，我们后辈应让他们的灵魂安息。不过，1927年底至1928年初郭、鲁之间的一场误会的确需要说清楚。 1927年11月初，郭从革命沙场风尘扑扑回到上海，马未卸鞍，他即刻“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清等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这证明郭沫若对鲁迅的一片热情和真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若衷和大义”，在人格形象上也确实应给他“绘上一笔重彩”。至于后来发生的一些龃龉磨擦，那完全是成仿吾、冯乃超、郑伯奇等人造成的，他们当时都不是共产党员，创造社只是散漫性的文艺团体，并无“将帅”与“兵卒”之间的那种上下级关系，他们怎么会听命于郭沫若，“指到哪里”“就奔到哪里”呢？ 再说关于“攻击鲁迅”，“恶意刻薄”骂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问题，也是不确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篇文章署名“杜荃”，生前冯乃超就亲自询问过郭老，郭老从未记得有过这个笔名；郭老是坦直的人，冯又是老朋友，只要记得是他写的，他一定会承认的。郭老病逝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陈早春、朱寨他们认为“杜荃”是郭沫若的化名，那只能算作一家之言，推测、猜想不应成为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