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独尊现实主义语境下的李金发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本文个别地方涉及海外）的李金发研究可以198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李金发几乎被人遗忘。这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因为从30年代中后期起，李金发就从诗界文坛淡出，对诗歌创作几乎不再有什么热情，偶尔动笔写点东西，也是小说、散文或游记、时评之类居多，诗作很少。担任国民党政府驻两伊外交官员之后，虽也保留了一点文人的风雅之趣，时有文章发表，但已不能产生什么影响。1951年全家移居美国后，更是深居简出，不事张扬，李金发就更加不为世人所知了。其次，共和国成立后，在独尊现实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延安窑洞里出产的“工农兵文艺”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以权力话语的方式强行进入文艺批评领域，社会、历史、政治的批评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唯一合法的批评话语。抗日救亡历史背景下生成的战争文化审美规范统摄了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切艺术领域，带着浓郁的“异国熏香”的李金发与其所代表的象征派诗，要么无法进入文学史家和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被认真对待，深入研究，要么就被当做反面教材，贴上“反动”、“逆流”一类的政治标签，恨不得满门抄斩，一网打尽。前者如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厚厚的两大册，是同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但他们就是只字不提李金发和象征诗派，似乎新文学史上压根儿就没有李金发、象征派诗歌之类。后者则可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他们认为，李金发及其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代表着中国新诗创作中没落颓废的倾向，其消极厌世，悲观绝望的情绪，恰恰是其“内容浅陋”的最好说明，“畸形怪异”毫无章法可言的诗形，是其“病态人格”的折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金发和他所代表的象征诗派，“是新诗发展途中的一股逆流”（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94页。），其“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注：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255页。）。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臧克家说“李金发留学法国，巴黎的那种霉烂生活，使他沉浸在官感的享受里，形成了他的颓废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也就不奇怪了（注：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见《中国新诗选（代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出版。）。相比较而言，谢冕的批评就算是温和的了，他说李金发的“诗根本无法读懂，实在是对祖国语言的一种侮辱……他的诗没有一点中国味儿”（注：转引自[苏]契尔卡斯基：《论中国象征派》，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第361页。）。这种或视而不见或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政治大批判式，全盘否定一概抹煞的做法，一直维持到1980年。 七、浮出历史地表的李金发 1980年以后，随着现代中国新一轮启蒙思潮的到来，中国新诗艺术的探索显得格外活跃，因“朦胧诗”论争而起的关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和讨论一度成为文学研究界的热点。李金发和沈从文、徐志摩等作家一样，像刚出土的文物似的被人热烈地谈论着。但是，这时李金发早已在大洋彼岸作了古人。研究者首先碰到的难题是他谜一般的生平、身世。像他的诗歌一样，李金发的生平也是扑朔迷离、捉摸不透。许多人错把他在《语丝》杂志上发表第一首诗作《弃妇》时所用的笔名“李淑良”当成原名，而且后来一直被人广泛使用，被写进各种不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和新诗研究专著（注：冯光廉、刘增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84页。 凌宇、颜雄、罗成琰：《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5页。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第206页。 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出版，第143页。 钟友循、汪东发：《中国新诗二十四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出版，第541页。）， 一些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工具书也宗此说（注：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出版。），也有研究者将李金发的别名“遇安”误认为原名的（注：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48页。）， 或者干脆把因为一个梦而随意取的笔名“李金发”（注：李金发：《我名字的来源》，见《异国情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出版，第37—40页。），当做诗人的原名，还说是因为在南洋经商的父亲“希望儿子长大后能经商发财，因此给儿子”起了这么一个怪怪的名字等等（注：丘立才：《李金发生平及其创作》，见《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第147页。），似是而非的说法仿佛毋庸置疑的定论。一位自称认识李金发的文学前辈，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一次现代文学讨论会上还说李金发“是华侨，在南洋群岛生活，中国话不大会说，不大会表达”，他“原来学美术，在德国学的，法文不大行”（注：卞之琳：《新诗和西方诗》，见《诗探索》1981年第4期，第40页。此文原是卞之琳先生在1981年 4 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现代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文中所引是卞之琳发言时孙席珍的插话。）。言之凿凿的发言姿态，俨然一个知根知底的知情人。其实，这些都是误会。这种是非莫辨、各执一词的现象恰恰表明问题的复杂，意味着我们的研究须得从头做起。所幸的是，这一阶段有了相对稳定的学术环境，海内外文化学术的交流日益活跃，许多以前视为禁区或无法深入的问题现在有了向纵深发展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