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张爱玲接受史上，傅雷1944年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具有重要意义。与同期张爱玲解读相比，（注：《论张爱玲的小说》在1944年第五期《万象》发表以前，新中国报社曾于1944年3月16 日举办“女作家聚谈会”，张爱玲参加，与会者发表了有关张爱玲的零星言论。）傅文已是真正的长篇巨制，并从一种批评视角来解读张爱玲，使傅文既有自身的逻辑构架，也使它对张爱玲的解读具有了有机整体性。有关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如内容、技巧、风格、语言等问题，一同受到了重视。傅雷凭借他的丰厚学养与艺术敏感，在此次解读活动中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对后来的张爱玲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比如，傅雷称《金锁记》“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用“至少”相评暗示傅雷的实际评价可能更高。十几年后，夏志清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五章，载《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评价之高已超过傅评，但二者之间未必没有承继。而傅雷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注：以上及以下未注均见《论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7月。我认为傅文所说“猎人日记”应为“狂人日记”之误印。当时论张，将其与鲁迅相联系，已有胡兰成。只因后来的流行意识形态排斥一切，才在过分纯洁化的过程中压抑了张爱玲与鲁迅关系这类话语。邵迎建认为“猎人日记”非“狂人日记”，（《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201页）我不取此说。 ）虽为点评，但也启发后人将这两个杰作加以比较研究，以探讨现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及鲁迅与张爱玲的各自艺术个性，这将极具冲击力地改写现代文学史。傅雷对张爱玲高超技巧的推崇，更为后人开启了一个最有活力的切入点。有关心理分析与意象创造的两点结论，业已成为后人论张时必须援引的批评资源之一。傅雷的张评形成了两个层面：定论层面，成为后人论张的切实起点；未定论层面，业已成为后人论张的想象起点。如果说，接受史的开始要以重要的解读为标志的话，不论是功傅还是罪傅，傅评确是张爱玲接受史上最早一批有影响的解读之一，即使这一接受的开启可能充满着由误读构成的批评陷阱，后来的张爱玲研究仍然不能不从这里出发。 四十年后，当年发表傅文的柯灵还对傅评全力推崇：“这是老一代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还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注：《遥寄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第4卷。）而柯灵本人，则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上，成为率先重评张爱玲的少数批评家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与传播了傅评的基本意蕴。 令人困惑的是，张爱玲没有敬领傅评的深情厚意。事实上，她似乎是迫不急待地跳将出来，完全否定了傅雷的看法，甚至也没有接受傅评的褒扬。从她1944年7月以后发表的《自己的文章》、《写什么》、 《〈传奇〉再版序》里，都可以找到对于傅评的辩驳，同时，她将自己的文学观和盘托出，好象是在接受第三者的评判似的。可惜，称职的评判者一直付之阙如。按照柯灵的解释，张爱玲的过于强烈的自我辩护，是在很不礼貌地护短。“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其实，此评有点语焉不详，并没有实证性地具体评价张、傅之间到底在哪些观点上相左，为何在这场冲突中傅评必然正确而张辩必然错误。柯灵所举例证仅为张爱玲晚年对某个作品的自我批评与傅评相一致，这是难以证明张爱玲已全部接受傅评的。作家到晚年否定少作，相当普遍，这是作家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结果，未必证明这部作品真的不可取；此外，即使这种否定可以成立，一、二部作品的自我反省，并非意味着就要彻底否定自己的艺术追求。在我看来，一定会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导致张爱玲不能接受傅评，而这个原因就是接受傅评意味着她的创作个性的消失。这是有关文学活动生死攸关之大事，她不能不辩。因此，张爱玲的自辩，其实是她决心沿着自己的艺术道路走下去的一次宣誓。柯灵如此简单地评述这次论争，实际上已将一场极具含义的对话，变成了一场个人恩怨之间的意气用事，这是未能真正理解张爱玲而造成的。如果说，傅评本身就是对张爱玲的一种误读，那么，柯灵对傅雷的回护，则在误读的路上走得更远，把一次不自觉的误读变成一种自觉的误读，并试图将这种误读经典化。故我以为，细致地解剖张、傅之争，不仅可以还张、傅以本色，同时，也能由此观照与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某些顽症，帮助我们反思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二 概括而言，我以为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一篇由悲剧理念与绝对主义结合而成的一个批评文本，而张爱玲则因充分显示了她的世俗化倾向与个性主义精神，从而造成了她与傅雷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正是这一鸿沟，使得傅评成为典型的隔靴搔痒之作，颇多偏见，而张辩则以自身的事实与创作自由作出发点，成为出色表达自己观念的诗学文本。 先谈傅雷。 至四十年代，傅雷通过翻译罗曼·罗兰所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奠定了他人生观与文学观的价值基础。在写于1942年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者牟言》中，傅雷通过对主人公的热烈赞扬，表现了他心目中的人生理想与文学理想就是：“尼采底查拉图斯脱拉现在已经具体成形，在人间降生了。他带来了鲜血淋漓的现实。……比‘超人’更富于人间性、世界性、永久性的新英雄约翰·克利斯朵夫，应当是人类以更大的苦难、更深的磨练去追求的典型。”（注：《傅雷译文集》第1卷，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在写于同年的《贝多芬传》的《译者序》中， 他又表明了对于贝多芬的仰慕：“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贝多芬的启示。”（注：《傅雷译文集》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而傅雷翻译巴尔扎克， 必然也有内在精神的呼应作动力。在写于1954年有关《夏倍上校》的一则内容介绍中，傅雷如此概括了巴尔扎克的特点，此种特点，正与此前他所要求于张爱玲的完全一致。傅雷说：“每个中篇如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一样，都有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的强烈的对比”。（注：《傅雷译文集》第1卷，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由此看来， 傅雷形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就创作而言，他看重作者的社会使命感，崇高的道德自觉，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与追求精神，因而创造出大气磅礴的、具有史诗特征的文学作品。即使就艺术技巧而言，傅雷所喜爱的也是那种强烈的对比、鲜明的刻划、深刻的揭示、无情的抨击。而这一切，正构成了傅雷用以评人衡文的基本框架与评判标准，且傅雷本人又对这种人生观与文学观坚信不二，更形成了他的坚定立场，使他很难旁逸而稍显任何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