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0）04—0133—07 研究一位作家就是力图全方位地接近她。在与作家无限接近的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要细致地挖掘作品本身，也要深入地理解她的人生，捕捉她的心灵。作为一位作家，萧红的成名与成长离不开她生活的那个年代，但当那个年代成为历史，萧红却没有被历史遗忘。不足十年的创作历程，萧红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虽非篇篇佳构，但在20世纪80年代却重新唤起了读者的关注，她的作品内涵和文学命运也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吸引着海内外的研究者。很显然，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后，萧红的作品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然而必须承认，与鲁迅等大作家的沉厚和深广相比，萧红的魅力显得过于娇嫩，它不仅常常受到时代的囿限无力展示，而且需要与研究者的心灵高度契合，由此导致萧红的文学命运成为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萧红是一个极端忠实内心感受、敏感而真诚的作家。她的作品在她创作其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其后也久被冷落。时代既造就了萧红也限制了萧红。 一 萧红原名张乃莹，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随后写就《王阿嫂的死》，“一上场便获得好评”（注：（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29.）。 早期作品与萧军的结成合集《跋涉》在哈尔滨自费出版，“轰动东北沦陷区文坛”（注：铁锋.萧红年谱[A].萧红全集[Z].哈尔滨出版社，1991.1323.） 。当时即有文章评论，“从广漠的哈尔滨，它是一颗袭入全满的霹雷”（注：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3）：218.）。 萧红最初的创作实践获得了同行和评论家的认可。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随后将多年积聚在心头对故土和乡民的印象铺展于笔下，这就是由鲁迅作序，胡风作跋的《生死场》（1935）。两位“大家”的序跋使上海文坛接受了《生死场》，也使24岁的萧红一夜成名。至今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仍是对《生死场》的权威评价，其中的字句人们耳熟能详。 在鲁迅先生那篇不足千字的序言（注：鲁迅.《生死场》序[ A].萧红全集[Z].哈尔滨出版社，1991.54.）中，仅有五分之一涉及到作品本身。他以相当宽容的态度赞扬作品，用词也相当谨慎。“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点明了这部作品结构上的弱点。“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肯定了它叙述与文笔上的优势。序言还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作品中“力透纸背”的是对“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表现。相对而言，胡风的“读后记”（注：胡风.《生死场》读后记[A].萧红全集[Z].哈尔滨出版社，1991.）的针对性则要强得多，褒扬与批评也明确得多。虽然胡风也注意到书中“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他们“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但胡风更重视书中对“愚夫愚妇们”“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的描写。胡风较鲁迅更强调小说中与抗日有关的部分，明确肯定了作品对抗日情绪和抗日行为的正面描写。同时胡风对作品的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形式的批评也相对严厉，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作者缺乏对题材的组织，使读者“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每个人物的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语法句法太特别了”，缺少锤炼。实际上胡风是从另一个角度强调和肯定了作品中对农民觉醒与反抗的表现，从而将《生死场》融入20世纪30年代文艺创作的主流，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推崇。这同时也意味着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标准衡量《生死场》，它在艺术上存在诸多缺陷，没有在典型的环境中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它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表现了抗日。 虽然日后的评论家们没有忘记鲁迅先生对作品所表现“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的褒扬，但潜在的却是胡风文章的基调长期规定着对《生死场》的评价格局。因为《生死场》一度被作为萧红的代表作，所以对《生死场》的评价一度也意味着对萧红的整体评价。毫无疑问，这一评价没有突出萧红创作的独特性，整体评价也不高。 萧红的创作非常重视内心感受。但她却生活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作家虽然有自己的创作旨趣，但时代对作家却有特殊要求。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母题是“关于中国社会前途、革命道路、时代特征、阶级关系的探索，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农民等不同阶层的人们对‘道路’的选择”（注：程金城.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1900 —1949）[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84.），并且“把作品是否指明或暗示出正确的人生方向作为创作的最终目的，甚至作为衡量作品价值大小、好坏的主要依据”（注：程金城.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1900—1949）[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84.）。而紧接着爆发的抗战又导致文学价值观念急遽变化。一切服从“抗日救亡”的时代呼声和普遍社会心理，使文艺顺理成章地成为宣传与鼓动的工具。虽然萧红起步之初就隶属于左翼进步团体，但这并不是源于她明确的政治主张，更多地是她与萧军、鲁迅等人的私人关系所致。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她认为，作家被迫去描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只会有害于文艺。只要善于观察和发现，抗战的题材处处皆是，“譬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注：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记录[J].七月，1938（7）.）很显然这里我们既看得出萧红不愿因为趋同形势而放弃对自己熟悉的故土和乡民的关注，也能发现同在抗战的背景下，她选择题材的独特角度。 20世纪30年代萧红还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散文小说合集《桥》，短篇小说集《牛车上》。虽然这几部书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注：（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69.），但在批评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这显然与她的创作题材有关。 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而很少能算文学创作”（注：（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137～138.）。 但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注：茅盾.《呼兰河传》序[A].萧红全集[Z].哈尔滨出版社，1991.704～706.）。兼有文学家气质和文艺理论家敏锐的茅盾，准确地把握到了这部作品的动人之处，“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艺术上的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茅盾从“五四”即倡导写实的文学，至40年代已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批评家。他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而“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圈子所束缚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则无疑是造成萧红寂寞心境的原因。这时的萧红仅仅是一个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深深浸淫在“寂寞”情绪中的女作家。“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虽然茅盾的文章对《呼兰河传》不无称赞，但在当时的语境中，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与思想上的严厉否定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他的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彻底否定。这也直接导致了其后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