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00）04—0094—07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但是，在今天文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中，它愈来愈呈现出不是单一理论或实践范畴的问题，而具有文化、历史、文学、文艺整体整合、更新、建构的意义。本文将文学史写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认识，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具体问题，并兼谈其学科的建设。 世纪之交， 我们反省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旨在对当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思考，并探索文学史未来的趋向。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化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建设，直接与文学史的写作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就是本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文学史写作肇始于本世纪初，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为最早的历史文本。此后，关于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编著一发而不可收。据不完全统计，仅各类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80 余年来就有200种之多。文学史问题是在学科建设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凸现的。历史记载了传统，同时又在不断重铸着传统。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既融合了一段特殊的文化历史语境，又直接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一个过渡和交汇的大文化情境中运作的，它与中国史学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引进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理想就是修史。为此，出现了蔚为壮观的各种体式的史书，如“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等；“编年体”的《左传》、《资治通鉴》等；“纪传体”的《史记》、《汉书》等，甚至还有“纪事本末体”的《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等等。这些史书重在强调对历史的真实记载，即遵循“考信、实录”的原则标准。中国历史修撰成为传统文人毕生追求，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将修史的成绩作为自己学业有成的标志。清代学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不仅开拓了中国史学理论的领域，而且使得历代修史有了新的史学理想，即“文章”亦史（列传）亦文，“文苑必致文采之迹”；强调传统史部之学与集部之学的沟通。历史内涵与外延的扩大，使得历史有了较大文化的包容性。 中国文学史的问世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连锁性的政治改革，伴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这时期西方新的自然科学发明和崭新的人文精神观念，带来了现代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大解放。文学史的写作也在“传教”的进来与“留学”出去的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中应运而生。我们首先见到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均出自大学堂里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之手，即南方东吴大学的黄摩人（字摩西）和北方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前者摩西之作为学校国学课本，油印成讲义稿发给学生；后者林传甲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上“支那文学史”课程时受到启发，回国任教京师大学堂，也是由讲义而后编纂成书。显然，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一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一是文化交流中新学堂的教学急需。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在探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原因时，很注意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文学观念的变化而引发的中国文学史的新写作。固然这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一种现象的出现，往往是观念与现实要求共同驱使。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与其说是文学史自身写作的探索，倒不如说是大学教材的不断更新和外国文学史的影响。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形成雏形，其标志是王哲甫和朱自清新文学教学讲义的成型和出版。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确定和建设，以教育部制定《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高等院校将其作为主干课程之一，王瑶、张毕来等新文学史讲义先后出版为标志。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恢复调整期，也首先从高校教材更新中传出信息，山东的田仲济、孙昌熙主编本，黄修己的中央电视大学教本，北京大学的钱理群等主编本，都是在这个阶段有所突破有所影响的文学史教材。90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进入重要的深入发展阶段，又是在高校面向21世纪强化素质教育的精神指引下，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洪子诚、陈思和率先尝试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材更新，再次将文学史的写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当然，本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化的写作，不可忽视世界性的文化语境，即中西文学史写作的互相影响[1]。 勃吕纳狄尔的《法国文学史教程》，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丹麦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美国勃克维奇的《剑桥版美国文学史》，前苏联维霍采夫主编的《俄罗斯苏联文学史》，90年代美籍华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史书，对于中国文学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写作，对于为适应大学教学不断更新重写的文学史，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原创性写作，由胡适、周作人、陈子展、朱自清等现代作家自觉的历史“实录”开始，受到潜移默化的传统文化中史学精神的熏染，并置身于世界文化交流之中，深受外国文学史影响。这些又都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中国文学史教学课程和教科书的需求相联系着。为此，中国现代文学史完成了自己从传统史学的蜕变，形成了多元现代文化交汇的独特话语和叙述方式。文化新传统的建立与其新问题的出现，总是结伴同行。显然，必须从多元文化语境中，探寻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形态（现象）的成因和问题。这段文学史的一切因与果，将不是孤立的纯文学、纯政治、纯道德评判的尺度可以解释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话语与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记载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丰富历史原生态，也联系着百年来人们记忆的历史和不断重写的文学史。20年代的文学史家绝大多数是现代文化思想的传播者和建构者。作为本世纪第一批新文化新文学实践者和传播者的胡适、周作人、鲁迅、朱自清等现代作家，文学史写作是他们新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22年胡适为上海申报馆五十周年的纪念特刊撰写的《最近五十年中国文学》，有着浓重的学术文化总结的意味；1926年后鲁迅先生先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作中国文学史课程讲义的一部分，后出版了《汉文学史纲要》；1929年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编写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以及30年代初周作人应北平辅仁大学之邀所作的演讲稿《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都将现代中国文学置于文学史长河中考察其流变。这些史著出自大学课堂的新文学史讲稿，重在在文化历史的总结中描述文学的演进，具有理性色彩和学术规范性（纲要思路清晰）；史家一般不作孤立的文学史评述和勾勒；著者表现出极其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自觉地参与了现代学术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 30年代至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成为文学研究者、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和研究课题，从而中国现代文学史完成了从一门必修课程到一个独立学科成熟的过程。大学的讲坛和现代中国的历史变革，独特的文化生存环境，逐渐形成了现代文学史思想观念等同文学话语，侧重文学教科书的规范性、系统性，以及密切联系现实的学科特点。第一部中国新文学史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中“什么是新文学”的设问，引发出对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发生经过、具体内容等的界定和辨析。随后，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和吴文祺《新文学概要》的史著，开始表现出现代文学史坚持社会思想的阶级论、唯物论的写作原则，仍注重历史系统性的追求。建国后，王瑶的“史稿”长长的“绪论”，不仅使新文学史的开始、性质、领导思想、分期等问题规范化、系统化，标志了学科的成熟，而且加强了现代文学史写作的现实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