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另一条系列 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有明显的两条系列，一条是人们所熟悉的新小说系列，一条是客观存在的不受重视的通俗小说系列。现代通俗小说是从晚清小说革命开始的。晚清“小说界革命”是凭借政治改革的旋风掀动起来的，改革者看中的是小说的宣传的功能和启蒙的作用。他们对现实社会特别关心，社会小说也就成了此时小说的创作主流。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全面兴起是在民国初年。1912年徐枕亚的《玉梨魂》和吴双热的《孽冤镜》在《民权报》上隔日连载，轰动一时，引起了天下有情人“同声一悲”。在它们的影响下，一百多部长篇言情小说一下子跃上了文坛，这就是民国初年的言情小说热。对这些言情小说新文学作家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用“一对鸳鸯，一双蝴蝶”一言而蔽之。写情理之争的文艺作品在我国明清以来就不乏佳作，为什么此时言情小说能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呢？这的确是和时代有很大关系。当时的言情小说家蒋著超在他的小说《白骨散》的引言中说：“比来言情之作，汗牛充栋……无非婚姻不自由而发挥文章而已。”确实这样，借着言情小说，民国初年的作家们痛感中国婚姻制度的不自由，寻找出路，并要求改革。这些小说的结尾都是悲剧结束，而且悲得很彻底，要么主人公全死（如《玉梨魂》）；要么主人公一死一疯（如《孽冤镜》）；要么主人公一死一出家（如《霣玉冤》）。夏志清曾专门撰文论述过徐枕亚的《玉梨魂》，他说：“这本书的结尾如日记之引用，叙述者之爱莫能助，苍凉景象之描写等等，都预告着鲁迅小说的来临”，虽然徐枕亚“对中国的旧文学和旧道德忠心耿耿，他却引发了读者对中国腐败面的极大恐惧感，其撼人程度，超越了日后其他作家抱定反封建宗旨而写的许多作品。”（注：夏志清：《〈玉梨魂〉新论》，载《明报月刊》1985年第9期。）这一评价是可以看作为对当时整个言情小说而发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青年中最能产生共鸣的莫过于喊出“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口号了，之所以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其社会心理的准备从民国初年就开始了。此时也是中国通俗小说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文坛上出现这么多的长篇小说是和文学期刊的创刊热分不开的，据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统计，1902年到1909年晚清文学期刊共20种。据我不完全统计，1910年到1921年的十年间文学期刊共创刊42种（不包括《新青年》等综合性期刊）。文学期刊的创刊热说明了中国通俗小说由新闻型向文学型的价值回归，说明了文人脱去了“报人”的帽子。在他们的手中，中国传统小说的文本开始出现了重要的变化，第一人称的写作已相当普遍，第三人称和纯客观的叙事角度已经出现，人物的叙事视角正在取代传统的全知视角；情节中心虽然还占绝大多数，但写人物命运的性格中心和写社会问题的背景中心已占相当比例：场面描写和心理刻划是小说创作的必备手段；传统的连贯叙述已被打破，倒装叙述和交错叙述已成了时髦文体。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白话创作已成为了很多作家的自觉意识，1917年1 月在上海创刊的《小说画报》明确提出：“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成了我国第一份白话文学杂志（注：1917年1月创刊的《小说画报》。）， 和“五四”新文学的优秀小说相比民初的小说有很大的差距，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为“五四”新文学作家对于引进新的人文精神和运用现代文学的创作技巧具有明确的意识，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的那一点现代意识和现代型的创作技巧来自于现有的外国小说的启发和摹仿。但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中国小说已开始走向现代化之途。 新小说登上文坛之后，就对通俗小说展开了批判，通俗小说受到了挫折。然而不久通俗小说就再一次勃兴，再次勃兴的通俗小说在价值取向和表现手法上都不同于民初的通俗小说。那种单纯的言情小说几乎不见了，文学的社会批判性明显加强；情节中心依然不变，人物命运已逐步成为作品的主要线索；“记账式描写”固然还有，人物刻划已成了小说主要的表现手段。现代通俗小说作家正在有意无意地将新文学作家对他们批判中的有益成份融会于他们的作品中。30年代，现代通俗小说进入繁荣期，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滑稽小说等各类体材的小说层出不穷，它们吸引了大量的读者。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通俗小说作家创作了大量的“国难小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此之后，现代通俗文学的社会责任感明显加强。 40年代的中国通俗小说作家队伍有三个方面组成，一是以一些大学生为主体的创作群，如“复旦大学创作群”，“东吴大学创作群”等；二是前一段时间一直活跃于文坛的老作家，如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平襟亚、孙了红等人；三是新近出现的一些青年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潘予且等人。这三组创作群体的作品的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差别，创作风格也明显不同。但真正成为40年代通俗文学的创作主体的是后两类作家群。包天笑、周瘦鹃的短篇小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平襟亚的故事新编、孙了红的侦探小说都意在激发民族的抗敌情绪，批判社会的腐败现象，劝戒民众的做人规范。张爱玲等人的作品政治性虽不强，但对人性的揭示和批判，特别是女性心理的刻划，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文化定位 中国小说出现两条系列的状况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文学登上文坛之后，把既有的小说称之为旧小说或“鸳鸯蝴蝶派”小说，而称自己的小说为新小说，并对前者展开了严厉的批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很强的现代意义，它所依据的是欧美、日本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依据的人本精神，是那些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留学生们用新的思维方法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思。朱自清曾经说过：“在那个阶段上，我们接受了外国的标准，而向现代化进行着。”（注：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集。）“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封建政体覆亡后民主精神的补课，是为了现行的国体更为合理和牢固而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提出的要求。与此相适应，“五四”新文学作家提出“人的文学”也正是民主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应该说，此时新文学作家对通俗小说的批判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对中国文学实质意义上的改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问题是他们对通俗小说采取的一概否定的态度，缺乏对其合理性的认识，缺乏对其人文精神的科学的分析，而且这种态度贯穿于整个20、30年代，而不论通俗小说是否发生了变化。新文学的这种态度反而束缚了自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