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东西方文化互相撞击影响的产物，它记载着我们民族大觉醒、社会大变动的足迹，对中国文学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文学史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段辉煌历程的研究，也始终伴随着文学史的发展而发展。迄今专家的著述已浩如烟海，不少人已臻自家之言。我们这里仅就不同时期出现的、具有较大影响的、并具特色的七部文学史作一粗线条比较，以期对初涉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同志有所裨益。 我们选出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刘缓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唐弢、严家炎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林志浩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黄修己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四位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香港司马长风先生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下简略的比较和分析： 一、成书的背景及意义 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在五十年代初，是他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时的讲稿，实际上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本书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同步而成的。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原因，这部书引征的史料及作者观点都是比较客观的，应该说它是解放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集大成者。 王瑶先生的这部著作，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们编书的体例，奠定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框架，甚至引导人们对于这段史中作家、作品、文艺思潮的一般评价，这部书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弢、严家炎先生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建国以来的一项大工程。它从1961年初夏集中人力写作，到1964年完成全书的讨论稿，历时三年，近60万字。 书的出版由于受到“文革”的干扰， 所以直到1979年第一版才问世。参与写作的人之多，材料收集之广博殷实，均列各文学史之首。许多人在没编完此书便溘然长逝，这更增加了这部书的神圣感。这部书被许多本科院校列为文学专业的教材。 这本书虽说已成为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必读的书，然而从现在的视野来看，它只能代表一个时期的最高成就——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在“反右”和“大跃进”前夕，这部书明显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和浸透。无论是在内容的选取和评价上，还是在成书的编排上，“左”的痕迹是很清晰的，客观的文学史几乎可以看作是一部“革命文学史”。这是当时和其后一些文学史的共同特点。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是趋时所至，而是作者由衷认为如是而成此书。高扬无产阶级文学，批倒一切在当时被看作资产阶级文艺的东西，乃是这些老学者的心声，拳拳之意，溢于言表。不幸的是，刘先生却被极左路线迫害而死，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索。 林志浩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为学院编排教材而为的。此书初成时是1961年到1962年。这个时候正是我国文艺政策调整后间歇平静、安宁的时期。因而本书作者尚能较从容地整理、收集材料，并能够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然而时代的烙印终究无法完全抹去，浓郁的政论味道紧跟形势的影子依然徘徊在书里。当本书在粉碎“四人帮”后再版时，可明显感到改动前后的不同；修改之处，客观、事实、新颖，未改之处，仍有过去的特点，全书有较显著的两个时期写作的痕迹。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在某种意义上开辟了一条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渠道。这是一本为电大学生编的书，它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思想得到解放的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它比较大胆、灵活、洋溢着新鲜的气息。如在文学史中在显著位置上加入“台湾文学”的状况，把“乡土文学”、“孤岛文学”等明确地给予一定的章节，这使这本书虽“简”，但却有客观全面之感。 毫无疑问，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四先生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可以看作八十年代研究的最新成果。虽说它在内容上不及唐弢、严家炎先生的文学史浩繁和丰杂，但它见解的独到，观点的新颖，论述的客观实在夺人心目。它已站在了一个前人尚未达到的历史高度来看问题，它从中外文论互训的网络中确定中国现代文学的坐标。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冷静地反思，获得自觉之后的结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 其实，香港的司马长风先生的观点并没有多么令人瞠目结舌。他的著作《中国新文学史》是现代文学史上文艺自由化论点的延续。他力主文学返回“自身”，抛开一切政治或其它上层建筑的束缚，因而他的书确与大陆学者的著作有别。当然他的视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的所谓“自由人”的局限，对作家作品及文艺思潮的认识评价与我们传统的看法有所差别，但在开放的研究领域里，也不失为一家之说。 二、编排体例 王瑶、刘缓松、唐弢、严家炎、林志浩乃至黄修己、钱理群等人在编排文学史体例方面，都有本质相同之处，这是现代文学史自朱自清编写始就有的情况，即使是司马长风也未脱此窠臼，这就是沿着政治风云的起落和思想变迁的脉络来观照文学史。但各书在具体操作上又有自己的构思和想法、表现出一定的特色。 王瑶是按这种顺序写的：第一编：伟大的开始；第二编：左联十年，第三编：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第四编：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唐弢把文学史编为二十章，实际上这种编排法与王瑶的仍有渊源关系，只是更详尽了些，更明确了些。刘绶松完全是按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发展来编排文学史的，如第一编：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第二编：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文学……等等，这在当时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编排法，它寓示着政治与文学的不可分割及政治对文学的巨大影响力。林志浩的书则有所改进，他在沿着现代历史发展的线索铺排文学史的时候，在十八章中突出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人，为他们列了专章，显得有点、有线、有面。黄修己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成四编，按照发生、发展期来著述，把文学史看成一段不间断的链条，延绵而行、十分新颖。而且，他在每一章前都付有简明扼要的介绍和评价，使读者一目了然；在一章结束后还列有本章写作的参考书目，颇有一种严谨、实证、科学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