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史”的观念。 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史”，是“史”就有一个“史”的观念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个“史”很重要。如果说“经”是中国文化的皇帝，“诗”是中国文化的皇后，那么“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宰相”了。“诗”要美，但再美也得附于“经”，不能离“经”叛“道”，正象皇后不能和别人通奸一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才是“诗”的正则；“史”要实，但再实也不能离开“经”的意旨，正象宰相不能背叛皇帝一样。“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史”是鞭挞乱臣贼子、弘扬忠臣烈士的，而区分乱臣贼子和忠臣烈士的标准就是“经”。“经”已经是固定的，已经有我们的古圣先贤给发明了出来，所以已经不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再苦思冥想，只有“诗”和“史”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干的事情。而在“诗”和“史”中，“诗”更普及，是个读书人就能诌上几句歪诗，虽然当“诗圣”也不容易，但当诗人却不难。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人人都是诗人。但“史”却不那么容易了，那得由皇帝亲自选拔，一个知识分子要被选入国史馆参与修史，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并且作诗之人无权，美不美，好不好得由别人说，诗人自己不能强迫人家，而修史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虽然在大处得由皇帝说了算，但皇帝管不了那么多。皇帝管不到的地方，就得由修史的知识分子来做定夺了。他的笔尖往这一歪，一个人物就是好人；往那一歪，一个人物就成了坏人了。而一经写在了“史”上，你就再也洗不干净。别人没有修史的权力，后代人得靠“史”来了解过去之事，他写在“史”上之事就成了唯一的“历史事实”，即使你感到有点不得劲，也拿不出真凭实据来，“好人”的坏事和“坏人”的好事早就让他给“隐”了去，你想翻案，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并且已经是前人的事，与己无关，谁还去找这些麻烦？所以，这个“史”的权力是很大的，修“史”之人的权力也是很大的。“史”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就高了起来，但是，当“史”落到了我们这些在学校里教书人的手上之后，就跟原来的“史”不一样了。我们不是被特选出来的一个更小的知识分子群体，因而也没有独立于其他知识分子的更高的文化权力。凡是在大学中文系教书的人，都得教文学史，我们既没有专利，也没有专权。你可以修史，我也可以修史。这个“史”没有了唯一性，也就没有了权威性。我们仍有治史的资格，但这个资格的来源却不一样。中国古代修史之人的资格是由皇帝赐予的，是因其对“经”的精深的理解和高度的忠诚而被选用的，有了这个资格，皇帝就准许你阅读皇宫里保存的大量别人见不到的历史资料，你就成了历史家了。这本身就有一个资格认证的问题，不是谁想成历史家就能当得了的。我们的修史则完全是个人的行为，不包含任何更高一级人士的资格认证。我们之能修史，首先因为我们是一些文学作品的“读者”。文学作品是供读者阅读的，是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我们是这些作品的读者，我们对这些文学作品已经有了一些感受和了解。文学作品是在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史上积累起来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整理和叙述这些文学作品的框架。这个框架是以时间的先后为序的，是有一种先后继起的发展变化的脉络的。当我们以这样的形式叙述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就有了文学史这种文体形式。这种文体形式又是在我们和我们的读者之间发挥沟通作用的。对于历史上的文学作品，我们是读者；对于文学史著的读者，我们则是作者。我们的读者同时也是文学作品的读者，但他们不可能没有选择地读完全部中外文学作品，他们要提高文学作品阅读的质量，得对现有的文学作品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以便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要读的作品。我们这些能治文学史的人，都是在一个领域读过更多的文学作品、对一个时期的文学有更多地感受和了解的人。我们治史就是让我们的读者先对文学史上的文学作品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以供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自己的文学读物。所以，我们的“史”与古代的“史”就有了轻重之分，这是由文化的普及带来的。读书的人多了，能修史的人多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就相对降低了。人的权威性下降了，“史”的权威性也下降了。别人已经不把“史”看得那么重，我们自己看得那么重就显得有点可笑了。如果说“史”的观念，我认为对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这个“读者”的观念是第一位的，不要把“史”看得那么重是第一位的。不看那么重，心灵就相对自由了些。心灵一自由，我们选择的范围也就会大一些。在过去，一个知识分子做一辈子学问，就是为了重新修一部“史”，至少也得参与修史。修不成“史”，就好象一辈子一事无成。一旦修成了一部“史”，又觉得在这个领域里没事可干了，其它都成了一些小事，干着没意思了。其实，作为一个“读者”，我们能做的事是很多的。就大的方面，也有三件：一是批评，二是史论，三是文学史。我把作家、作品的研究都视为批评。在过去，我们把批评视为写文学史的准备功夫，那是因为我们过于看重文学史了。实际上，任何一部文学史，也无法把象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钱理群的《周作人论》、汪晖的《反抗绝望》这样一些作家作品论的内容都包含在其中。批评是独立于文学史的。除了我们这些在大学教书的人是依照文学史的框架阅读文学作品之外，其他的所有读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读书的。他爱鲁迅，就想对鲁迅了解得更多更深；他爱沈从文，就想对沈从文了解得更多更深。对于他们，批评比文学史更重要。批评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史论”从名目上是为了编写文学史的，但它也不是文学史的附庸，它也是独立的。它是把文学史上提出的问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的。它解决的不是文学史怎样叙述的问题，而是对文学史上出现的问题和文学现象怎样看的问题。象我们所做的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的研究，大都与文学史的叙述没有直接的关系。文学史的写作只是我们能做的事情中的一件，并且不是最重要的一件。要说重要，它在五六十年代最重要，因为那时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式建立的年代。王瑶、丁易、刘绶松、唐弢诸位先生为我们搭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架子，我们现在感到有必要调整这个架子，但我们产生调整这个架子的愿望是从我们的文学观念的变化而来的，是从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而来的，这些实际还是批评和史论的问题，它是否已足以构成一个与前代文学史截然不同的文学史的架子，我们还是说不清的。我是同意和支持王晓明、陈思和诸位先生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主张的，也是同意和支持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编写新的文学史的，但这仍然不能把文学史的写作看得那么重要，看得高于批评和史论。我们有了这么多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假若人人编写一部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可就“海”了气了。文学史只是我们教学的底本，有一种底本可用，教学时把自己不同的观点补充进去，对于现代文学史的教学是没有大的妨碍的。大多数的人做什么呢？做批评，做史论。这么多的人做批评，做史论，我们就不能把批评和史论当成比文学史低一头的事情了。大家各自在自己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并且互相影响，我们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事业才会持续地发展下去。只要这样一看，我们就知道，我们现代的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世界文化的研究，实际已经进入了一个批评（包括史论）的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学研究者从事的都是文学的批评，而不是文学史。“史”已经不是文化的宰相。文化没有了皇帝，也没有了宰相。人人都成了文化的公民，做得好些的是好公民，专做偷鸡摸狗的事的是坏公民，但公民还都是公民。“史”仍是其中一事，不可轻看，但也不必特别看重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