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主持人：朱寿桐 主持人语：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人气很旺。这不仅是指这个专业研究生招生报名总是十分踊跃，更是指有许多本来可能与本专业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也纷纷加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行列，似乎不管他昨天是搞文艺学还是搞写作学的，也不管他是否念过几本现代文学的书，只要他获得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意识”，则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如果愿意，他甚至可以问鼎这一学科的顶尖地位。这种情形的出现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具有特别强的学术魅力和感召力，再就是这一学科在许多人看来本来就不怎么成体统，似乎要搞起来十分容易。特别是那些莫名其妙的闯入者，他们那么轻率那么自信地涉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恐怕主要是出于后一种原因。这就向本学科严肃的从业人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科会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呢？我的想法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毕竟年轻，它还远未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规范，很多场合下它作为一门学科还与若干非学术的东西纠结在一起。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在反对各式各样的关门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也应对学术界打开自己的门户。但是，首先得建立门户才谈得上打开的问题，学术规范不建立，就无异于没有建立自己的门户。 发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规范的讨论，其初衷就是探讨和促成这个学科学术门户的建立。正因如此，这批集拢来的笔谈内容涉及就非常广泛，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风建设的，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方法的，也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畴的，还有关于这一学科的研究生教育的，这些都直接通向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规范的探讨，也直接关系到这一学科学术门户的建立。笔谈中的有些提法和议论很可能有偏颇失当之处，但其祈望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规范的恳切之心却是值得称道的。 笔谈作者介绍： 朱寿桐：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汪应果：文学硕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朱德发：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贾振勇，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职研究生。） 朱栋霖：文学硕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亟待建立学术规范 汪应果 随着20世纪的过去，“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学术专有名词最终定格下来。作为一门学科，在通常情况下最好与研究者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这样可使对象有相对程度的凝固。而如今，这一条件开始具备了，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要求建立学术规范的问题了。 与其它学科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规范可说是相当欠缺的，这里固然存在着诸如时间距离太近、政治因素太复杂等原因，然而一些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却是可以而且也应当尽快建立起来的。在这方面我以为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 一 文学的基本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我以为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搞得十分混乱的问题。 一般说来，这本是个属于文学基本常识的问题，况且，它又是我们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以及文学批评的根本出发点，离开了这一基点，文学的一切行为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更况且，人类数千年来连绵不绝的文学史亦早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客观的价值系统，它们虽然因各个民族的差异而有所差异，但同时也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恒久不变的价值准则，它们都经历了历史的检验与时间的筛选，成为相对凝固的东西。这一切都更加说明，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的话来说：“文学作品中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我想，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无论中外古今的文学家们，都不会持太大的异议的。 然而拿到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来，问题就很大了，我们对一些作家、一些作品的评价常常会有天壤之别，各种说法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你要说鲁迅、巴金是伟大的，他们却说鲁迅“应该远离我们而去”，“巴金是一钱不值”；你要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伟大的，他们却要说正是这场运动才导致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动乱……总之往往同一个议题，结论却南辕北辙。 这显然是属于学术范畴内的大是大非问题，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永远只能处在自说自话的混乱局面之中，而这一切又无一不是与文学价值标准的混乱相联系的。 有些事情显然并不需要特殊的理解力就可以加以规范的。比方说，历来的文学要不要讲究品位和文格？而所谓品位，也绝不是指华美的词藻或旖旎的形式，决定作品艺术生命力的，永远是作品的思想价值。不妨说，文学的职责正是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不断叩问、开掘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此来实现它作为人文科学的社会功能。如果没有了这一点，文学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出发，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的高低、思想发现的真伪，原本都可以找到一些客观的依据，如30年代的《子夜》，当时的出发点就是与“托派”辩论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能否走得通以及五六十年代的《不能走那条路》、《金光大道》等等所谓反映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作品，它们的结论其实早已被历史现实的发展加以鉴别，其品位高下自不待言。再如鲁迅思想的魅力，一直穿透历史的迷雾，直抵今天，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的历史地位原也不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