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确实是一个论争频繁的年代，几乎每两三年就爆发一次剧烈的论争。在90年代上半叶围绕“新写实”、围绕“后现代”展开了争论，争论本身都跨越文学界，90年代下半叶“人文精神”之争、“马桥”之争、“断裂”之争，还有意犹未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火药味很浓，但论争都是双刃剑，既伤了对方，又伤了自己。“人文精神”的讨论本来是很好的一件事，但不知何故，原本被人文主义者当作人文精神典范的余秋雨散文，到后来成了“人文精神”批判的一个靶子。“人文精神”蕴育出来的余杰，对余秋雨拍案而起，以至追溯到余秋雨的历史是否“清白”了。“人文精神”由最初对张艺谋、王朔影视作品的批判，发展为对作家、文人的历史审查，也难怪余秋雨要称之为“文革精神”。这或许与“洁净”的口号有关，“洁净”作为一个作家的自律和座右铭是值得称赞的，但如果拿着它当一把尺子去衡量每部小说和整个文坛，就难免会错位。贞洁是贞妇们的美德，但贞妇们不必老是宣称自己是贞洁的，那反而是可疑的，最可恶的是用贞妇的尺度去衡量别人，如不能恪守三从四德，就将她打为荡妇。那是封建主义。 90年代的很多论争便带有贞妇情结，讨论别人都往往视对方为荡妇，而被讨论者亦以同样眼光看去，你这个荡妇还有嘴说别人荡妇。因此很多的著名讨论往往变成了斗嘴、斗气，很多的著名论题也变为一盆浆糊，一些著名人士也丢失风度、仓促收兵。90年代的文学就像一台功率巨大的搅拌机，搅碎了很多的话语、命题和思想，也搅碎了很多痛苦、幻想和历史。论争没有分清什么大问题，倒模糊了很多的是非，比如在80年代激进主张西化民主的精英，到了90年代之后又扛起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真让人搞不明白，是中国的现实社会变化太大了，还是精英的现实生活变化太大了。90年代的多元格局肯定是80年代呼唤多元的人所不愿看到的，中国人刚从经济上“非资即无”的对立思维中挣脱出来，“新左派”重拾法兰克福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又在呼唤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戏剧，真是让人越来越糊涂。只能慨叹：多元是无力的，一元是不可战胜的。 90年代文坛是一个口号林立、旗帜飘舞的年代，本人参与策划并鼓吹的就有“新写实”和“新状态”两面“酷旗”，类似的还有“新体验”、“新市民”、“人文关怀小说”、“60年代出生的作家”等等，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90年代文学特定条件下，这种特定条件实际离不开这三个条件： 1.文学的个体化和个人化与文学的集团化并存，一大批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如果90年代不出现大量的非体制内的年轻作家，没有一批人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进入文坛的话，所有的旗子都可能落空，因为这些个性化的提法往往是非作家协会化的，而那些已有的作家往往都被体制化了，他们一般不会越轨操作的，而自由撰搞人的出现，为多种口号和旗子的树立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新状态”和“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两面旗子下“云集”了一批自由撰稿者。 2.民间策划与主流文化井水不犯河水，由于文学的个性化出现，写作者不必迎合主流文化，但是他们对此并不反感。比如“断裂”问答卷里，对“主旋律”没有丝毫的不满和亵渎之意，他们抨击的只是他们认为出了故障的文学程序。他们公开表白，他们对文学秩序的不满，就像很多人对中国足球充满愤怒一样。 3.文学载体由原来的刊物的一枝独秀到多头进展，出版社的畅销书、报纸副刊上的随笔、网络文学都对文学期刊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文学期刊策划一些“旗子”来也是为了招徕作家和读者，这实际上是期刊市场意识的觉醒。《钟山》是全国文学刊物率先打出旗号的，当时打出旗号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这个在文学中心之外的刊物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其次是想对全国文学潮流走向作一些分析和梳理，因而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由于适逢90年代初期文坛的寂静，“新写实”极为活跃，因而后来触发了一连串的事件。刊物的这种策划实际是由于刊物自身的危机产生的，而刊物的危机又是由于90年代多元共存、多极发展的文化格局形成的，在80年代，当文学刊物替代所有刊物时，文学是新闻、也是时尚；是娱乐，也是思想；是故事，也是艺术。这时的文学刊物已处于前媒体时代，90年代的文学进入媒体时代之后，不得不采用媒体时代的手法，对自己的刊物包装一下、策划一下而已。给刊物和作家贴标签等于为自己打品牌，在媒体上进行炒作实际接近于广告宣传。这些在当时引起一些人的反感，被批作商业行为，甚至视为批评的堕落。而在今天，这些批评轻如鸿毛，掉在地上，批评者自己也不好拾起来了。 有趣的是，很多命名的流传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我对“新写实”最初的命名（1988年）是“后现实主义”（据有关研究者考查，这是最早以“后”命名的概念），但广为传播的却是“新写实”，1994年我将一批新生代的作家作品命名为“新状态文学”，但后来流行的却是“新生代”这个概念。更为有趣的，“新写实”作家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而“新写实”理论却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我提出的“情感零度”、“还原生活”、“与读者对话”作为“新写实”三项“基本原则”到现在还受到置疑和反驳。“新状态”和“新生代”的关系是一脉相承，我在“新状态”文学论纲《诗性的复活》中有详细的论述，里面论及的一些问题对今天的“新新人类作家”也有某种预见性，但很多人视而不见。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90年代的文学还是“过剩文化”的产物，由于“过剩文化”是主导文化派生出来的，或者是主导文化内部分裂出来的碎片，所以美国当代著名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它意味着一个体系的普遍过剩文化的生产过剩正以新的也是传统的方式从它自身产生它的异已和它的否定成分。”（《快感：文化与政治》）90年代的文学是80年代文学这个主导文化分离出来的，它有很强的沿袭性，这种沿袭性便是对“新时期文学”这个巨型叙事的发展和延伸当然也包括反叛，虽然在1992年就有人提出“新时期文学的终结”和“后新时期”的概念，但整个90年代的文学几乎是80年代的剩余和分裂，这不仅是80年代一些重要的作家进入了90年代的写作，更重要的80年代那些重要作家的作品依然是90年代的重要文本，王蒙、贾平凹、铁凝、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刘恒、刘震云、张抗抗等人都完成了他们的重要作品，他们都拿出令人心服的长篇力作，而这些力作都是他们在80年代写作的一种凝聚或裂变。90年代新出现的韩东、朱文等新生代作家则是马原、徐星这些80年代“先锋派”在新的历史情境的滋生和繁衍，像陈染、林白等女性实际上扩展扩大80年代张辛欣、刘索拉那种极端的情绪。作为90年代文学一个突出人物的王朔的“思想”在80年代亦已形成，并没有什么发展，只不过在90年代有了传播的空间和更多的受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