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对什么，对什么负责 王光明：讲到学院批评的一些负面因素，像不能介入公众社会，不能在公共场域起到作用，从表面上看我也承认，但难道学院批评可以包打天下？ 孟繁华：我们都是学院批评中人，今天主要检讨它的缺点，当然也可以自我表扬。 王光明：比较专业化的学院批评回到岗位追求的批评的学术性、学理性是必要的。我们是否对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抱着过高幻想和期待？总是把它理想化，或理想化地想改造它。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某一学科的学者能不能影响所有的层面？在30年代，瞿秋白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并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是“新文言”，主张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这种理念经过40年代以来的制度化过程，终于以“新的人民的文艺”取代了“新文艺”。在诗歌领域，向民歌学习成为一种时尚并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然而它并没有改善诗歌和人民的关系，反而让人民失去了本来可以期待的许多好诗，倒是一些完全听命于诗歌和内心要求的作品，逃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利用，比较有独立的美学价值。现在公共场域的构成成份远比过去复杂，有的人根本对文学批评不予理睬，我们怎么去影响？文学批评该面对什么，我们要对谁、对什么负责？不少人注意到大众传媒批评并没有起到批评的责任，是一种利益的东西，是变相的商业广告，并未对文学负责，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负责，对民族的文化事业负责。因此，文学批评首先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究竟对什么负责？对公共领域负责不能笼统倡导，若不把它具体化，我们便承担不起文学批评的责任。 荒林（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批评究竟对谁负责的问题，不仅仅是个理论上的说法，姿态不能代替文本，而批评文本往往与作品文本分不开的。我愿意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谈一点思考。现在对卫慧和棉棉的批评实在太多，要说负责任，可能有人体现出为道德负责的姿态，可是面对文本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很可能只是在情感上受不了这样的文学作品，甚至于只是在感情上受不了女作家这样的作品（要是男作家像她们这样写则算不了什么）。仿佛因为受了骗要出口恶气，那种批评的“责任心”带来的语言强势，像在对全体“公众”负责，一副负责的“理论”口吻，令人难以置信。什么是文学中的道德？什么是批评中的道德？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文学负责任？说责任也需要规范化、学理化，可能会被认为天外人扯谈。每种姿态都可能表现为如何如何的“负责”、如何如何的“认真”，但实际情形怎么样？呈现出来的批评现象、批评文本怎么样？批评主体不断地提出新思路，不断地发掘新资源，时间积累起规范和学理的必然，水到渠成。问题却由新的创作现象、新的创作事实涌出来，这是源头活水。卫慧和棉棉只是一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酒吧和性，一个具体的城市问题，一个小小的文学中的意象问题。为什么写了那么多的酒吧和性？卫慧和棉棉怎样写酒吧和性的？批评家关心“不道德”和“放浪”，却不想也可能不会去想：这样的关心是真的“负责任”吗？女作家的处境在批评家那里有和在“俗众”那里有什么不同吗？如果传媒是炒作女性的，批评家是“道德”女性的，两者之中谁负起了责任？说“女性”也只是一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借用一句名言：妇女的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最终尺度。“女性”在批评中的处境至少会引起女性阅读的反映。我的意思是，批评要有真诚的“人”的立脚点，男人和女人，这是规范和学理的起点，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说法。所谓负责都基于某种可能选择的立场？什么样行为能对一切负责？我宁愿在负责任的批评这样一个概念前面，使用批评的责任感一词。也许意识到批评的责任感也是有很大的学问的。批评对作品文本现实理解的程度，同情的程度，关注的程度，怎样和学理判断相结合？我们说这个文本是什么样的，把它与西方作品横向比较，或与古代作品纵向比较，这就是学术上的负责任？我以为这不过是习以为常的操作给文学作品排队罢了。我们的批评可以离开作品而自成意义，那也不只是因为它可以理论上存在，而没有打到生活的痛处？当我走到酒吧里看到我的美丽的同类而痛楚，我期待对卫慧和棉棉的批评作品能表达一种理由、一种问题所在，但我看到的是垃圾和虚伪。批评的现实并不让人快乐。“负责的”学理要求究竟呈现了什么理想状态？ 孟繁华：对谁负责是个复杂的问题。以前常说要对生活负责，在当代文学中生活是个非常复杂的词，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批评你时可以说，你是脱离生活的，肯定你时说，熟悉生活，热爱生活。究竟生活是个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楚。其实生活是多么复杂，多么多样，我们如何把它本质化？后来《讲话》讲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们在不同场合都很不负责任地谈关于生活的问题，是日常生活呢？是军事生活呢，是夫妻生活呢？但大家都统而统之地去谈生活，不负责任。 王光明：我刚才没说完。我的意思是要辨析文学与文学批评是在面对什么，在什么立场上负起责任。文学无法全方位地介入公共生活，同时有自己的介入生活的方式。从生活与文学的关系而言，文学作为结合了感觉与抽象美学经验的话语体系，必须同时对“生活”和“观念”保持适度的距离，它既不能完全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又不能与之同步。太近了，过分强调“反映生活”甚至“介入”生活，不能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就会缺少认识能力，只重复少数人的感情而形成教条主义；太远则会误入“为艺术而艺术”，疏离与世界的关系，变成空中楼阁。文学是同时兼备“认识”和“拓展”功能的，与生活太近是媚俗，太远则欺世。太近，意义会被世界的感官性淹没，符号世界无法建立；太远，过于强调符号体系的建构，不能与生活世界形成互动，符号会失去弹性和活力。而从社会来看，“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根本原则的有机“整体”，也不能要求每个局部都得到充分表达人工构造的“原则”，社会“无中心但有主流的结构”（阿尔都塞语），内涵无比丰富复杂，其中每个局部虽与整体相关，也有相当的独立性，并且局部与局部之间又常有矛盾。辨析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这些关系问题，是为了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功能出发反思自己的“发声”位置，自觉限制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野心，消除不能直接“济世”的道德负疚感。在现代多元的社会生活中，文学和文学批评不可能承担现实的全部事务，不可能直接给所有的人群带来福祉。它们是社会历史“大叙事”中的“小叙事”，好像在一个大故事里具有独立性与自我坚持的小故事，通过文学品格的自我关怀来关怀社会生活。文学批评首先应该为文学负责。 荒林：文学是人学，具体文本中具体人性和人的处境及由此带动的文学性深厚或肤浅，无论借用什么理论、技术或在什么空间言说，对人的负责才是对文学和批评的负责。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言说这种那种批评标准时，往往失败于人的基础。女性问题是一个标志罢了。其实儿童问题、自然问题都可以。但我们谈得最多的往往是理论问题，有时让人觉得这是个制造出来的问题，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有时简直就是一个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