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光明 对话者：孟繁华 陶东风 程光炜 贺绍俊 荒林 萨支山 地 点：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时 间：2000年6月13日 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在这个世纪，文学批评没有哪个年代像90年代那样，有那么多的自我怀疑、自我质询和自我反思，那么多知识上的和方法上的探索。在一种意识形态转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当代社会，文学批评失去了传统的归顺或反抗对象之后，似乎一直在无人之阵中左冲右突，在无人之阵中自我面对，从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的兴起与试验，“学院派批评”的提出，到如今文化批评的普遍盛行，文学批评始终在调整和寻找更有效的切入中国文学的角度和方法。这些努力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不仅带给批评新的视野和境界，也使批评变得更加多样与丰富。当然，我们也注意到，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批评的缺席”到今年前几期的《文论报》头版头条以非常醒目的标题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惊世骇俗的姿态我们当然不必认同，但文学批评的左冲右突和现实问题却必须正视，我想这里恐怕确实存在东风他们所说的“阐释中国的焦虑”的问题，我们的批评在回应90年代的文学现实时，显得还不够有效，不够有力，未能赢得人们包括批评界本身的同情和认同。我们必须考虑这些问题是怎么样产生的？症结在哪里？怎么样去建构更自觉、更有效的批评？今天大家走到一起来就是为了讨论这些问题。我希望我们这次对话是分析性的，有历史感的，为了更好地检讨9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否可以先对80年代的文学批评做一点回顾，以便作个就近的参照，继而把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主要现象与问题提出来，最后也对近年大家比较关注的文化批评的成就和问题作一些反思。 一、回望八十年代 孟繁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应该说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不如80年代热闹，80年代社会生活的每种变化在文学创作中都有反应，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构成了一种同构关系。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基本上是团块状态的结构，大家做什么，一窝蜂地去做，什么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实验文学等等，这表明了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一种状态，大家思考的问题、出发点，使用的批评方法，主要的思想资源大体相似。不过，80年代的文学批评虽然热闹，却始终是比较单纯的，比较简单的。90年代要比80年代有进步，已经蜕掉了表层的喧嚣与浮华。它虽然不如80年代来得灿烂，令人炫目，但从批评知识学的意义上讲，建设性的成就要远远大于80年代。90年代批评的主力是学院培养出来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者，还有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人，从大环境上说国内外学界的交流也非常频繁，学派比较多、资源也比较多。对当下的关注可能不如80年代，但批评在90年代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知识的意义上建构自己。批评是可以独立的，不面对具体的文学，批评本身也可以发展。 王光明：我觉得80年代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经验性的批评，它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年纪比较大的批评家们，比我们大一辈，他们更关心社会历史的共同经验（当然这种共同经验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参与），他们似乎认为文学的语言世界总有一个外在的“现实”需要反映，因此他们对文学的提问，衡量文学的标准是“真实”、“历史的必然要求”；另一批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一代，他们曾被打入社会底层，更深切了解广大民间社会的生存状态，在对揿入血肉的对当代社会、历史的恐惧和怀疑中更相信个人的观察和感受，他们的典型表述是“我所评论的就是我。”我认为这样一些经验性的批评构成了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的特点，而跟这些特点相呼应的口号是“拨乱反正”、“回归文学”。但“拨乱反正”到后来是无“正”可“返”，因为那个“正”本身也被质疑；而“回归文学”也无法回到原来正统的现实主义方向。文学的发展向理论批评提出了挑战，所谓的“创作多样化，评论怎么办”。记得1984年《文学评论》召开过一次作家、批评家的专题座谈会，不少批评家觉得已有的理论资源、知识背景和批评方法已经不够用或不适用了。经验性的批评有它的好处，经验层面的感受容易引起广大社会读者的共鸣，尤其在表达集体经验转变的社会思潮中。但经验性的批评也有它的弊端，倘若批评家的经验与面对的文本距离太大，就无法进行批评。像先锋小说出来的时候，许多批评家便失去了言说能力，这就是经验性批评的局限。因此，批评家在面对自己的经验的同时，必须寻找理论和方法的支援，努力在文学内部寻找批评的观察机制和论述方式，这样才能在回应自己的需要的同时处理过去的经验不能处理的文本，防止历史和理论的成见。当时的先锋小说实验之所以推出了自己的批评家，并不是由于他们更有经验，而是他们接受了新的理论和批评资源，尽管像先锋实验小说存在本土经验与外来影响的融合问题一样，这些批评也存在外来批评资源与中国文本如何对接的问题，理论对文本的“误读”或互相解构的现象决非个别，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文学批评对知识、理论的急切呼唤。 孟繁华：80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知识分子包括批评家在内，内心的情怀与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蜜月期。就是说，80年代的文化地图对我们来说是很清楚的，作家在什么地方，祖国怎么向我们召唤，我们处于什么位置，在这个文化地图结构中都很清楚。进入90年代之后，80年代的文化地图失效了，文学批评要怎么发展，或者在整个文学批评结构中我们处于什么位置都不很清楚。因此一些基本问题又重临起点了：文学创作是干什么的？文学批评是干什么的？这一切又都成了问题。总体上说90年代文学批评的知识性、学术性、学理性比80年代大大强化。在80年代，文学批评有象征性的人物，但在90年代这种情况已不存在，大家都一套一套的，对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人和别人所表达的，包括符号、内心的期待都已不同，大家坐在一起很难讨论一个共同认可的东西，你认为是一个问题，我认为不是。文学批评过于凌乱，因此很多人对文学批评本身不满意。过去批评直接面对文学现象，面对文本，当文本的具体分析过于琐碎的时候，便有人提出宏观研究；过去把近百年的文学划分为近代、现代、当代，发现这种划分的局限后就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时各种话语都能够相对地统一起来，达成一个共识。90年代就不是这样，从新批评开始引进的几种批评形式，特别是文化批评出现后，分歧越来越大。文化批评本身就没有一个大家认同的界说，像现代性这个词汇一样，但大家都在讲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是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代表”，无论是学院的还是作协机构里面的人，都在做与过去的审美批评、文本批评不同的文化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