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记 如果把“文革文学”的研究仅仅视为填补文学史写作的空白，显然是缩小了“文革文学”研究的意义。“文革文学”关涉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思想、文化诸多重要方面，纠缠着中国当代作家思想深处的若干“死结”。在“文革”结束已经二十余年的今天，对“文革文学”研究的状况，是和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与文化立场相联系的。研究“文革文学”这个牵动着一个世纪的领域，将重新确立我们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的角度。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的政治原则，坚守学术立场，在学理层面上阐释“文革文学”，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对“文革文学”的解释有着巨大的空间，“纪事”是解释这个空间的手段之一。对“事件”的选择以及叙述角度的形成，和纪事者对“文革文学”的整体理解有关。本篇《“文革文学”纪事》是笔者正在出版中的“‘文革文学’研究书系”之一种——《“文革文学”纪事及主要著作年表》的部分辑要。 1966年 1.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和一系列极左文艺思想，是“文革文学”的“纲领”。《纪要》定稿前经毛泽东主席修改。4月18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全面公布《纪要》的观点和内容，次年5月29日《纪要》公开发表。1979年5月中央正式通知撤销《纪要》。 2.4月14日， 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以放逐自我批判自我寻求安全感，成为“文革”初期许多知识分子的日常行为。 3.5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一文， 吴晗、邓拓、廖沫沙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并殃及全国。由批《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学术问题的政治化走到了极端，“文革”终于由文艺界打开缺口。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此前，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评了《二月提纲》。 4.“文革”初起时，由老舍、茅盾等讨论、老舍执笔给毛泽东写信，表示积极参加运动，并请求降薪三分之一到一半。8月23日， 老舍遭红卫兵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午夜时分， 老舍携亲笔抄写的毛泽东诗词一卷，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 5.10月31日，首都各界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姚文元讲话、陈伯达致闭幕词。鲁迅的精神被剥离而成为按照政治需要附着“文化大革命”理论的空洞。当时的报道称，文化革命大军决心“发扬鲁迅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 6.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在《红旗》杂志第1期发表。 此文称：“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是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文章中提到的重大斗争有：“第一次斗争，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第二次斗争，是1954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第三次斗争，是1954年到1955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四次斗争，是1957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1959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文革”后，对姚文元所说的这些重大斗争的性质、意义我们已经作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与阐释，称之谓“拨乱反正”。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理解，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历次重大的斗争”一步步推动了“文化大革命”。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一条事实上不存在的因而在“文革”后被否定了的“黑线”：“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姚文元点名批判的这些对新文学事业作出过程度不等贡献的人，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作为大悲剧的承受者，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同时又是“文革”前文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7.《红旗》杂志第6 期为江青《谈京剧革命》公开发表而作的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这篇社论确立了“文革”十年阐释“样板戏”的基调。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期间，《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在首都同时上演，演出二百一十八场。5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称八个“样板戏”“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破产”。由此“样板戏”在“文革”中的话语霸权得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