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0）04—0084—06 近世湖湘文化精神对20世纪湖南作家的影响是深刻的，对他们的人生行为走向以强韧的规约和制导。它表现为一种人生价值取向，即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经过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辈的阐释、传播和实践应用，湖湘文化已在湖南社会尤其是在湖南士人中产生了一种“心理定势”，蓄积成了一种足以俯凌后世的巨大的心理势能。本文主要探讨湖湘文化精神所产生的心理势能对20世纪湖南作家人生行为走向的影响。 一 20世纪的湖南作家们几乎都把政治置于他们人生价值的首要位置，政治是他们文学事业的主宰，也是他们人生命运的牵引之神。当他们在人生道路上面临着政治、文学孰先孰后、孰去孰从的选择时，他们一定首选政治而先之从之。 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南作家表现最为自觉，最为直率。陈天华有《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传世，但他的文学事业只是其革命实务的一部分。他曾参与组织同盟会，最后为反抗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而蹈海自杀，这一壮烈的人生结局，最集中体现了陈天华的生命价值取向。宁调元有“监狱诗人”之称，就义时仅30岁。他也是以革命实务为重，他加入同盟会，参加萍浏醴起义，后又参加反袁斗争而被捕牺牲。他短暂的一生中有三年在狱中度过。杨度称之为“旷代逸才”，但他一生辗转反侧于官场政界，希冀在政治上一展抱负，而不能专心于文学事业。观辛亥革命前后世纪之初湖南的这些可载文学史册的人物，皆相当一致地把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他们的人生行为全是自觉的，可视为文化秉性使之。 五四至左联时期的湖南作家其人生轨迹也有着大体一致的趋向。成仿吾、欧阳予倩、田汉、丁玲等最初都是在“文学革命”的潮流中登上文学舞台的，但后来一致性地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仿吾后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欧阳予倩因参予十九路军反蒋而遭通辑，田汉被列入当局“缉拿归案”的黑名单，丁玲被囚禁三年，他们纷纷跻身于政治革命的行列。左联成立后，一大批湖南作家成为了它的成员，如周扬、田汉、丁玲、周立波、萧三、欧阳予倩、叶紫、蒋牧良、白薇、彭家煌、彭柏山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湖南作家在左联的领导层中占了重要位置。在尔后的解放区文学中，湖南作家更占据着统领的地位，领一代风骚。如果把毛泽东、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李木庵等湘籍革命家的文学活动都包括在内，那么，解放区文学主导的力量无疑是湖南人。即使不计毛泽东等革命家的文学活动，其他云集解放区的湖南作家也够得上支撑解放区文学的栋梁之辈了。他们在解放区这块天地里生活和斗争，政治更是人生价值的首选。他们宁可做革命的实务，也暂时将文学搁置一旁，即是文学创作，也首先选择那些能立竿见影的形式。成仿吾到解放区后从事教育事业，对文艺工作主要起领导作用。丁玲担任过“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等职，她有许多高质量的文学创作，但她在陕北十年，只写了十个短篇小说，却写了七八十篇着力表现边区各条战线英雄模范人物的战斗风貌的报告文学。周立波从上海开始文学生涯，至1948年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脱稿，整整20年，他的人生选择首先都是在“政治”一方，这期间他的作品有影响的主要是报告文学，直到《暴风骤雨》问世，才使他作为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文学家的人生角色得到定位。周扬一直担任文艺界、教育界的领导职务，在这期间，已奠定了他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阐释人的地位。此外，萧三、康濯、彭柏山、张庚、欧阳山尊、陈辉、柯蓝等在解放区都有着大体一致的人生选择。这么多湖南出来的作家云集解放区，且他们都有着大体一致的人生运行轨迹，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犹如指南针一样直指“政治”方向，他们都如此沉潜于政治，如此热心于行政领导工作，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深潜的湖湘文化基因在规约着他们。萧三说得很明白，他说，“我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诗人”，他“不以诗篇为生命，而以生命作诗篇”。[1] 建国后的头17年，周扬、田汉、丁玲、萧三、周立波等人曾一度成为执新中国文艺牛耳之人，尤其周扬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个要求文艺绝对服从于政治的时期，湖南作家之间的政治恩怨之深，政治瓜葛之多，也是其他省域的作家群所少见的。最典型的有周扬与丁玲的矛盾，丁玲与沈从文的矛盾。这和一元化的人生价值观似有某种联系，大家都投身、执著较劲于政治，犹如挤上一个独木桥，总有落水者、不幸者。这时期湖南作家们政治情结的一种特殊体现，还表现在一些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抵制、反思、批判极左政治给社会、给文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湖南的作家们认为现行政治不合理时，他们总免不了“指划天下，物议朝野”，这恰好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经世精神的真诚执著的体现，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精神的当代版本。康濯的《水滴石穿》发表于1957年7月， 在“反右”的非常时期发表这样一个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确不寻常，这是那时候最尖锐深刻地揭露党内官僚主义、腐败习气的作品。周立波则是通过风俗的描写来消解极左政治对文学的制约力的。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建国后写的短篇小说，沉潜在风俗层次，在当代描写农业合作化的所有作品中，没有一部作品对现实关系的描写达到了《山乡巨变》的真实度和深刻度。尤其是曲笔的运用，对极左政治作了反思和批判。如刻划李月辉这个在极左政治席卷吞噬一切的时代里能够保持实事求是作风的干部形象，可以说是描写农业合作化的作品中仅有的一个，这不但是生活中确有这样的干部，更重要的是应视为周立波“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一种投射。田汉的《关汉卿》创作于1958年，关汉卿那种“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一粒铜豌豆”的可贵性格及其与权势作斗争而导致的坎坷命运，有作者自况的影子在内。到了60年代初他改编的《谢瑶环》，对现实生活的影射就十分清晰了。作者抓住历史与现实的某些相通或相似之处立意构思，突出谢瑶环“为民请命”的高贵品质和“载舟之水也覆舟”的深刻思想。他成了当代的“谢瑶环”，为了《谢瑶环》，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文革”十年中，湖南作家开顶风船也堪称中国第一。湘剧《园丁之歌》，小说《第二次握手》，都是勇敢挑战之作。从以上分析可见，与极左政治抗争是建国后前30年湖南文学的主导趋向。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学行为，还不如说这是一种对现实政治不满不平而鸣叫呐喊的政治行为，是一种用文学形式的“上书”，甚至是一种“死谏”。这同样是政治价值取向和经世致用精神的呈现，而且是更富人格光辉的呈现。这种人格光辉在王夫之、魏源、谭嗣同、黄兴、蔡锷身上薪尽火传，源远流长。湖湘文化精神薰陶濡染下的湖南士人和现行政治相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归属它服务它，一是悖逆它反叛它，其主观愿望都是为了社稷苍生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