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在中国新拓的一个支流”（胡风语），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彻底背离中国传统文学之后，从全盘移植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这就使20世纪中国文学必然地带有浓郁的西方文化色彩。鲁迅对此说得很清楚，他的小说所表现的“思想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全依赖于原先所看过百多篇外国小说”。这种特点在所有作家的创作表现中都不例外，可以这样说：20世纪每个有成就的中国作家背后，都浮现着一个或几个外国作家的身影！ 在百年中国文学创作历程中，巴蜀作家常常以“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姿态，大胆借鉴和勇于创造，往往成为一个历史阶段文学的标志。世纪之初，真正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是郭沫若。彻底地反叛一切传统、强烈的个性意识和自由创造精神以及文体的大胆实验建构，正是郭沫若确立自我艺术个性和奠立自己文坛地位的根本原因。巴蜀区域人文性格大胆骄狂的精神传统，就被歌德及德国“狂飙突进”文学所激活，在惠特曼那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在泰戈尔民主自由理想的浸润下，郭沫若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和大量学术著作，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建设，起到奠基作用。铸造郭沫若文化品格的，正是西方文化那民主、自由、人格尊严，以及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等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技巧。他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中德文化论》等对中外文化的比较，他在历史、考古、金石甲骨文等方面的新建树，无一不是运用西方文化的思路和方法，并因此而获得巨大成功。他对德国、英国、俄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民族文学的翻译介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进和弘扬，这些都极大地作用着中国文学的运行特征。 中国新文学的先声是话剧的移植，巴蜀人曾孝谷、唐濂江作为“春柳戏剧”运动的骨干，以巴蜀区域精神的大胆骄狂，从戏剧观和戏剧表演方式等角度，彻底刷新中国戏剧思维。曾孝谷的《黑奴吁天录》是人们公认的“中国话剧第一个创作的话剧剧本”，并且在表演形式上“是纯粹的话剧的形式”。戏剧家欧阳予倩正是从中看到“原来戏剧还有这样一个办法”而投身于新文学运动并成为一代大家的（注：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中国话剧运动50年史料集》，第一辑。）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反帝反封建两大主题，就在《黑奴吁天录》和移植演出的《茶花女》中具备，而曾孝谷创作的《黑奴吁天录》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创作的源头和表演模式建构的范本，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蒲伯英首创中国现代戏剧教育体制，首倡“职业化戏剧”和在戏剧文学创作上的努力，无不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健康发展起着积极作用。郭沫若、阳翰笙、章泯等的戏剧创作，都有着一种现代戏剧的模式建构意义。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斗争的典型，是蜀中邹容创作的洋洋万言《革命军》，鲁迅说得直接：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接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注：鲁迅：《坟·杂忆》。），因此被思想史研究家颂扬为“以彗星般的耀眼光焰突地照亮了一个黑暗的世纪”（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01页，人民出版社，1979。）。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宗法制社会和封建道德伦理揭露最力的是鲁迅和蜀中“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吴虞从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想中看到，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宗法家族制度，“封建家族制为专制主义之根据”。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指出：“次于中华民国底政治上底革命，有文化上底革命；最有意思的，就是道德思想的改革。那是要破坏那几千年立了深远的儒教道德和要从欧洲文化上输入可以代替这个的新道德，那首先来立在这个破坏矢面上去振舞的是吴虞和陈独秀。”（注：青木正儿：《吴虞的儒教破坏论》，见《吴虞集·附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吴虞的思想不仅直接影响着他的学生巴金，也作用着路翎《财主的儿女们》。中国文学反封建的基本主题交响于整个20世纪，其中有着吴虞的贡献。 “红色30年代”文学浪潮中，奔腾突进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如阳翰笙，李一氓、李初梨、沈起予等都是蜀人，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引进和对左翼革命文学的推动，都有着他们的贡献。阳翰笙的《地泉三部曲》甚至成为“革命浪漫蒂克”文学的典型而代表着那个特定时代文学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30年代中国文学已经开始逐渐地摆脱“欧化”模式，向着本土化、民族化方向努力。巴金从《灭亡》、《新生》一类“愤激、幻灭”小说创作转向对中国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激流三部曲”的问世及其对古老中国存在形态和宗法制道德伦理的揭示，正是其作品至今为人喜欢的魅力所在。艾芜以《南行记》、沙汀以《兽道》、《丁跛公》为代表看取巴蜀乡镇普通人生的创作自觉，周文、罗淑、陈铨分别以对巴蜀大盆地社会人生的展示，为30年代中国文学本土化表现提供了缤纷多姿的画面。何其芳则在西方现代派艺术与晚唐西蜀花间派词的熔铸中“画梦”，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上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与老舍对古老北平人生的绘写、沈从文对湘西原始民俗风情的歌颂相呼应，留法归来的李劼人立志要以“小说的华阳国志”和“蜀人重史”的区域文化传统，在借鉴法国文学“大河小说”构架和学习福楼拜、左拉小说描写技巧的基础上，用“辛亥革命三部曲”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长篇小说创作模式。可以说，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李劼人的“小说华阳国志”、沙汀40年代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和《淘金记》等作品既是20世纪巴蜀文学特征的鲜明体现，又是本世纪中国文学日趋民族化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