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空间上将王安忆对生存的寻找与发现以乡村与城市两条线进行叙述是一种归纳，不过，王安忆自己还设计了另一种途径，在《纪实与虚构》里，她称之为“纵和横的关系”。其实，这“纵和横的关系”在本质上不过还是“纵”，是主体在时间中的经历：“孩子她这个人生存于这个世界，时间上的位置是什么，空间上的位置又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她这个人是怎么来到世上，对她周围事物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大约是从《69届初中生》开始，王安忆的许多作品都带有这种时间书写的味道，着重描叙个体或群体的生命轨迹，努力寻找这些生命轨迹所包含的生存的秘密。将《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米尼》、《伤心太平洋》、《纪实与虚构》等作品读下来，不管它们是一些个人成长史也好，还是一些家族兴衰史也罢，总有一种摆脱不了的宿命的意味，偶然、预感、征兆、暗示、秘密、命运、无奈等经常出现在这些作品中。 《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和《流水三十章》是王安忆八十年代中期完成的三部曲长篇，之所以把它们叫做三部曲，是因为这其中有许多或明或暗的联系。《69届初中生》是王安忆的第一部长篇，也可以说是前期“雯雯系列”的一个终结，小说从雯雯的婴儿期写起，这个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她生活得很平静，一天一天长大，外部世界的变化也给她带来了相应的变化，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插队、回城，雯雯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到游戏般的少年参与，再到完全地进入，就像一叶小舟在大海中漂来漂去，一会颠入浪尖，一会跌入谷底，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雯雯是迷惑而柔弱的，她除了跟着生活的惯性朝前走似乎别无它法。“雯雯对自己的命怀有着莫大的好奇。就好像她本应该走进这个世界，结果阴错阳差，走进了那个世界。她很想知道她应该属于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只要看一眼。命运真是奇怪，假如事情是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她雯雯如今是个什么境地呢？而事情又为什么偏要那样发生，而不是这样发生，真是个莫大莫解的迷。”雯雯的形象是单纯而稚嫩的，她怎么也想不透命运这个太沉重的主题。到了《流水三十章》，王安忆给我们不再是单纯的雯雯，而是一个同雯雯年龄相仿，同样走过三十年的时间，但却截然不同的张达玲，雯雯让我们轻松，张达玲则让我们压抑。张达玲一生下来就被奶妈带到了农村，她的父母是一对“只顾着相亲相爱，生死相依，别的一切全不在他们视线以内”的城市市民，所有的儿女除了是他们亭子间快乐的产物之外，决不负一点责任，其中以张达玲更为突出。张达玲带着冷漠和敌视的态度来到人间，她不会说话以前，是哭闹，而会说话了又变得一声不响，八岁回到父母身边时，她已习惯以沉默面对世界，别人以为她强大，只有她自己知道自己的虚弱和渺小。王安忆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是想把她写成一个不和谐的人，一个只有灵魂而没有躯壳的人，“她的灵魂一片黑暗中活动，她没有目的地，没有支援，四周那一个喧喧腾腾的世界离她很远，却又挟制着她，她就这样朦朦地、茫茫地活动了三十章。”（注：王安忆：《〈流水三十章〉随想》，《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张达玲经过八年插队之后，重新回到了上海，她觉得“地球转了一周，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一切好像都没有发生过”，而事实上，一切都变化了，张达玲始终以自己的方式抗拒着外部世界，但命运却并不理会她，把她抛来掷去，自己完全不能把握。小说在最后两章似乎让人看到了希望，作者一改前面的冷峻与坚硬的叙述语调，显得抒情和柔软，充满了暖色调，皇甫秋唤醒了张达玲潜入心底的温情与爱意，但是，“她明白，一切的一切，虽然仅仅错过了那么一霎，一瞬，一步，一折，然而却是太晚，太晚，太晚，太晚了。”尽管王安忆想把小说的结尾写成一首光明的颂歌，但因为前面的力量太强大，像一块巨大的乌云压在我们的头顶，所以我们仍旧无法轻松，我们无法抹去人在命运面前的孤立无助的印象，正像张达玲的父母要给他们即将结婚的儿子割让给了他们一生快乐的亭子间一样，亭子间的割舍是一个象征，“他们是无法逃避他们割地的宿命，一如他们无法使时光倒流而逃避生命的消失。” 《黄河故道人》的主人公杨森（三林）是土生土长的黄河故道人，但他却执着地想走与父辈不同的人生道路，追求一种新的生活，音乐是他实现人生梦想的路径。小说用两种字体，从两个点开始向前推进，就像人生的两个起点，第一个点的终结，是第二个点的开始，王安忆人为地把它们缠绕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两个并进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少年杨森也就是三林一步一步地向他的梦想靠拢，从第一次看到钢琴、听顾老师演奏贝多芬，到第一次看到一个乐池中的各种乐器，再到自己有了一把小提琴，三林感到他离二林、耿贵、四淇越来越远，他将不再重演黄河故道只知娶妻生子的生存方式，而是变成了一个新人。他进了公社宣传队，加入了最简易的乐队，“从头到脚沉浸在快乐之中”，他学拉琴，学作曲，学指挥，几乎就要成功了，“远远近近都知道六堡出了个音乐家”，不止如此，三林还参加了县里办的文艺宣传学习班，进了梦寐以求的市文工团，“当他坐在了真正的管弦乐队里，坐在最后一把小提琴位置上，看着指挥的指挥棒轻而果断地划下，宏大的乐声骤然而起！他眼睛里忽然充满了泪水，生活真是太厚待他了。”第一个故事到此为止，与之并进的第二个故事是从他的剧团生活开始写起的，名字也用杨森，而不用三林，如果说前一个故事是一条上升的弧线的话，那后一个故事则是一条下滑线，当三林步入音乐的殿堂之后，杨森却感离音乐越来越远，曲秀丽在哼唱他的曲谱时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怎么绕这么多弯？怪难绕的”。杨森的心一下子凉了，“他非常悲哀地怀疑自己也许根本不是搞音乐的料，他这样羞于正视自己的作品。”杨森失去了自信，琶音永远弹不平均，曲子改来改去总是别扭，考试又失败了，他开始彷徨，在音乐的圣殿外彷徨，以前的进入是虚假的，现在的感觉才是真实的。真正给他重创的，是他去听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奏，在小泽征尔的指挥下，“他一次听见了音乐”，命运像是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心里充满了神秘的感觉，充满了宿命的感觉。 命运是这样的来敲门，完全不同于在总谱上的敲门，在录音里的敲门。在现场，它是这样的来敲门。 他逃不脱去的。 王安忆把杨森逼到了墙角，但她还要让他作最后的挣扎，然而大师们一个一个登场，卡拉扬、皮里松、罗宾斯芭蕾舞团，杨森终于明白了他们之间的阻隔，一切都结束了，杨森在命运的安排下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车开了，车站的灯光从窗户上闪过，他透过窗户看见了一条夕阳下的河，黄河的故道—— 与这三部曲长篇相似的是《米尼》，一个女人的不幸的命运，与它们不同的是《米尼》更强调偶然、预兆和暗示。插队知青米尼在一次返城途中与阿康相遇，她的人生之旅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与阿康相识相爱，到阿康因偷窃被捕，到米尼也从此靠偷窃养活自己和她与阿康的孩子，再到结识皮条客平头，再到彻底堕落，成为妓女、皮条客并参与组织卖淫，米尼进入了一个丑陋、卑鄙、毫无廉耻的罪恶世界。在清醒的时候，米尼不止一次地在心里问：“阿康，你为什么不从临淮关上车呢？”王安忆让米尼不断地发出这个带有浓重宿命色彩的问题，从临淮关有火车直达上海，而阿康是完全有可能与米尼擦肩而过的，但阿康没有选择坐车而选择了坐船，与上船的阿康相遇，这就是命，无法抗拒。“米尼有时会想：如果不是这一天回家，而是早一天或者晚一天，那将会怎么样呢？这一天就好像是一道分水岭，将米尼的生活分成了两半。”这又纯粹是一个偶然，许许多多的偶然构成了必然，必然之手操纵着一切。王安忆在这部小说中还特别强调了暗示和预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