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0）04—0554—05 卞之琳出自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营垒，他上承新月派、象征派，下启九叶诗派，具有独特的诗歌史地位。他在创作上融西方现代派技巧与中国古典诗歌神韵于一炉，为中国新诗的成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诗歌不再追求主观抒情效果，而重视诗思的提炼和凝聚，追求诗歌的智性之美。当绝大多数现代诗人仍在主情的道路上滑行时，他却在主知这一新的诗艺途径上艰难而执著地探索，其主知诗即新智慧诗，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这是卞之琳对于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 他创造的新智慧诗在现代诗坛上是弥足珍贵的，因为智慧诗在中国生长的土壤一向贫瘠。古典诗歌奉行抒情言志的传统，注重主观情绪氛围的营造，因而难以承载客观、冷峻、深沉的诗思。加之国人一向重经验主义的感受与顿悟而轻本质主义的观察与思索，所以古代诗人也难有对哲思、智慧的表达，甚至“以理入诗则诗无”的观念相当普通。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哲理诗传入中国以及思想革命、启蒙意识对文学的影响，诗歌终于在表达哲理方面有所发展。到“五四”时期，理性主义高涨，言理之风盛行，诗歌也被染上了浓厚的智性色彩。特别是小诗派将诗与哲理联姻，抒发人生感悟和对宇宙自然奥妙的探索，对诗歌的智性化倾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小诗也有其自身局限，由于格局小，三言两语所承载的思想意蕴毕竟有限，而且作者常凭刹那间感悟，即兴而成，其哲思的表达往往一闪而过，给人以入境未深之感。因此，以理入诗又遇到危机和挑战。此后，随着现代派诗歌的崛起，中国诗歌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现代派在主情与主知这两个诗艺途径上并行发展，相互推进，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绝大多数诗人都向主情一途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以卞之琳为代表的少数诗人则在主知这一艰难道路上奋力探索，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为中国主知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卞之琳为中国新诗开启了一道智慧之门。在他的诗中，无论是海边一枚小小的“白螺壳”，还是神奇瑰丽的“圆宝盒”；无论是偶尔的一道“风景”，还是“寂寞”的“音尘”，都让人感受到诗的智性之美，体悟到启人心智的力量。他的诗，展示了一位多思者在历史风云摇曳里的孤独和寂寞，更揭示了一位现代人在“寒夜”和“苦雨”的人生“长途”中深重的叹息和深沉的思索。精心磨砺而又客观冷静的诗歌语言，化腐朽为神奇的诗歌意象，都凝聚着他对人的生命本体的追问和对自然、宇宙人生的形上探索。他的诗歌创作有着明显的指向，那就是追求现代诗的深度模式，为诗歌主知开拓一条艺术通道，真正达成中国现代诗的智性建构。他的新智慧诗的成功，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理智美和诗意美的诗歌境界，而且证明理智完全可以入诗，而且可以写很好的诗。从此以后，新智慧诗在诗坛理直气壮地存在着，发展着。 综合考察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可以发现其新智慧诗建构的几种主要诗艺途径和方式。 一 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中曾说到他写诗常“通过西方的‘戏剧性处境’而作‘戏剧性台词’”，戏剧化是一种客观化的表达方式，“即是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戏剧化的诗歌艺术策略在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创作中已有所运用，卞之琳的诗歌更是明显地表现出这一艺术倾向。他的许多诗都因戏剧性情境的设置、戏剧性独白与对白的掺入而弱化了主观性的叙述色彩，使诗人的激情得到放逐与规范，呈现出明显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特征。 卞之琳称自己“常用冷淡盖深挚，或者玩笑出辛酸”。他擅长在不动声色的戏剧性图景呈现中表达生命的沉思和人生的体悟。他常以非凡的观察力和感知力，截取生活流程中的某一片段，剪辑成一幅幅静态的蒙太奇画面，尽管画面上没有较大的戏剧性情节冲突，却具有强烈的内在艺术张力。特别是平淡无奇的生活画面，经过诗人戏剧化的艺术处理后，具有启人深思的诗性效果。如《寒夜》一诗，仅呈现了一幅寒夜里的生活图景：一炉火，一屋灯光，老张衔着烟卷，老陈喝着热茶。全诗隐退了诗人自己的声音，只有客观化的戏剧图景的陈列，然而在老张、老陈寒夜里抽烟喝茶、慵懒无聊、昏昏沉沉的生活表象里，却表现出市民阶层的苍凉无奈，庸常麻木的生存状态。再如《苦雨》，完全是照相式的客观扫描，仅将雨中生活琐碎进行如实记录：老王苦雨，连茶馆门都未开；拉洋车的小周，等候在屋檐下；卖烧饼的到处走动，这纯属生活原生状态的呈现，但这种生活细节经过作者客观化处理后，显得意味深长，它传达出小市民被大雨所困的悲哀以及他们在生计维艰的境遇里的多种心态：有的消积屈从；有的仍抱希望；有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句“卖不了什么也得走走”的画外之音，更揭示出市民生活的艰辛和生存的坚韧。全诗无一处提到“雨”字，但戏剧性的雨中图景，却让人联想到人生路上处处是风雨的胁迫和威逼。 诗人在客观冷静地描摹市民生活图景，揭示芸芸众生麻木昏沉以及卑微艰辛的生存状态的同时，更注重对生活中富于戏剧性情境的表现，在明显的戏剧冲突和情感艺术张力中揭示心灵深层的运动变化，揭示人生经验里各种矛盾张力和辩证运动过程，使其诗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哲学的沉思，辩证的思想。如《叫卖》一诗，短短几行，但因冲突性的戏剧情境的设置，而拓深了诗歌表现的内蕴。它通过“叫卖”这一特定情境场面，展现了“妈妈”、“小孩”、”“叫卖者”这三个戏剧角色之间的冲突，揭示了希望与失望、自由与限制、主动与被动之间的矛盾关系。叫卖者寄希望于小孩，小孩则求助于妈妈，而妈妈则希望叫卖者不要引诱小孩，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戏剧冲突情境显示了人的生存处境、生存角色的相对性，充满辩证的哲学思想。《道旁》一诗，更是通过道旁戏剧性的一幕，展开对人生命运和人生态度的冷静思考。它以现实生活情境直接入诗，描写了具有内在性格和心态冲突的两个戏剧角色：一个是“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腿”的倦行人，一个是“闲看流水里流云”的树下人。作者抓住他们在道旁问话的这一特定情景，呈示了两种相对的人生态度。倦行人代表不辞辛苦、勇于探索的一类，树下人则是不思进取、麻木度日的一类；倦行人还可看做是忙忙碌碌、疲于奔命的一类，而树下人则是超然脱俗、清静守拙的一类。作者对这两个戏剧性角色未作任何主观评价，只是通过直观生活流的呈现来引发读者的智性分析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