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 （2000）02—0017—05 鲁迅研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学术界对鲁迅这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作家和思想家的解读、研究与议论，构成了本世纪现当代文学研究以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既反映了各历史阶段文学与研究模式的变迁和嬗替，又清晰地打着意识形态冲突的烙印，同时还折射着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因此，各个时期的鲁迅研究都无法仅仅看成是对这一个作家的研究与阐释。 从开始到1927年是鲁迅研究的起步阶段。自从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其短篇小说创作为文化界所熟知以后，对其人其作的解读与议论也就随之开始。这时期的研究都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出现，也基本上集中在他的小说创作上；又因鲁迅尚未被权威化，也未被当作意识形态所要争夺的重要资源，因此研究文章大多质朴温和、入情入理，而且不乏一语中的洞见，但大多为印象式，未及充分展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吴虞揭示出鲁迅小说对于中国传统礼教制度的批判锋芒；沈雁冰（茅盾）认为鲁迅小说的中心思想是悲哀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和隔膜，并指出他是创造小说新形式的先锋；周作人论述阿Q 是“中国传统的结晶”，揭示出小说作者感受方式与思维方式上的辩证特征及表现手法上的“反语”色彩，而且开辟了在世界文学源流中看待鲁迅小说的视角；张定璜发现了鲁迅情感方式上的“冷静”与冷峻特点、表现风格上的乡土气息，并将他的小说当作“从中世纪跨进现代”的标志。这些研究初步奠定了鲁迅小说的重要历史地位，对以后的鲁迅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同时，在这个阶段也有论者仅从自己认同、却未必充分理解的新潮社会理论与文艺理论来硬套鲁迅的作品，因而对鲁迅小说作出了与一般研究者迥然相异的否定性评价，其代表人物是成仿吾；也有仅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批评鲁迅个人道德与人格的，以陈西滢为代表。这种倾向在以后的鲁迅研究中也有延伸。 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鲁迅研究进入一个多元批评视角初步形成的阶段。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对鲁迅其人其作的理解与阐述上打下明显的印记，各个不同派别的鲁迅观都得到一定的表达，研究专著开始出现，鲁迅生平资料和鲁迅著作全集也开始出版。首先，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36年）在本阶段的鲁迅研究中独辟蹊径，首次将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与翻译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完成了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鲁迅创作论。与同时期其他论者较多地借用某种意识形态批评框架的情形不同，李长之主要从自己对于鲁迅作品的感受与鉴赏入手来分析作家艺术创造上的得失，从而得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发现：鲁迅的独特人生感受方式（“内倾性性格”）、鲁迅作品的抒情性、鲁迅杂文的巨大成就（认为新文学诞生以来“还没有第二个”）及其发展轨迹与独特的幽默方式的来源，等等。不过，从他的论式出发，他不认为鲁迅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大建设意义的思想家，而只是一个勇于向旧世界抗争的杰出的“战士”。其次，占这时期主导地位的是从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鲁迅所作的研究与批评，他们一般都充分肯定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价值和意义，但其间又各有自己的切入视角与侧重点。何凝（瞿秋白）于1933年编选出版《鲁迅杂感选集》并撰写长篇序言，第一次高度评价了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也是第一次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鲁迅思想的变迁和发展。他所提出的鲁迅杂文是一种战斗的“社会论文”的观点，关于鲁迅经历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前后期思想转变的表述，在其后的鲁迅研究中产生过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冯雪峰在《革命与知识阶级》等一些单篇文章里阐述了共产主义政治革命与鲁迅所从事的社会思想革命的异同以及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并肯定了鲁迅的思想立场及行为方式的独特价值与意义。这些阐述和分析与20年代末期一些标榜新的社会理论与文学口号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之间的区别相当显著，后者只是对鲁迅的思想、创作与人格作了一些简单而粗暴的裁判、否定以至攻击。到了40年代，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胡风则从鲁迅独特的生活实感出发来考察鲁迅的思想特征，指出源于鲁迅人生态度的“内在战斗要求”与其“外在战斗任务”之间达成了完美结合，并第一次将鲁迅的前期与后期思想看成一个独立的有机整体。身为政治革命领袖的毛泽东也充分意识到鲁迅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与社会的巨大意义，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家”说（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并鲜明地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一次演讲中他还说“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毛泽东成为对至今为止的国内鲁迅研究史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个人。这时期在观点与方法上都属于左翼或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鲁迅研究著作还有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远东书店，1940年），平心的《论鲁迅的思想》（长风书店，1941年）、《人民文豪鲁迅》（心声阁，1947年），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文献出版社，1942年），萧军编《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鲁迅文化出版社，1941年；第二辑，东北书店，1947年），何干之《鲁迅思想研究》（东北书店，1948年），雪苇的《鲁迅散论》（光华书店，1948年）等等以及大量的研究和纪念文章。其三，一些具有不同话语背景（主要是留学欧美后回国的留学生）的作家对鲁迅作出了与上述种种论述迥然不同的论述与评价，有的还带有明显的党派对立色彩。梁实秋崇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对鲁迅的社会立场、文学观念、杂文成就、翻译风格等都持否定态度，两人之间发生过一系列激烈的论争。苏雪林虽然肯定鲁迅的小说成就，但对他的杂文创作、后期政治态度以及个人道德都进行了激烈的否定与攻击。此外，伴随着鲁迅在1936年去世，各种怀念、回忆、追述作者生平事迹与经历的文章和文集也在这个时期大量出现，其中史料价值较丰富，影响也较大的有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他》（宇宙风社，1940年）、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妇女生活社，1940年）、王冶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峨嵋出版社，1943年）、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作家书屋，1944年）及许寿裳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台湾文化协进会，1947年）、《亡友鲁迅印象记》（峨嵋出版社，1947年）等。由鲁迅夫人景宋及其他知名文化人士共同编辑、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为之作序的20卷本《鲁迅全集》也于1938年出版，由此大大增强了鲁迅在中外文化界的影响。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对鲁迅的阐释和研究呈现出政治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了独一无二的执政党，并以彻底排他的方式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此，这时期关于鲁迅的一切阅读、解释与阐发都必须纳入这一整体的意识形态框架；但根据各人对马列主义和鲁迅著作的不同理解以及各人政治地位、阐释目的之不同，在统一的意识形态表象背后却隐伏着许多分歧、冲突和差异。这首先表现在以胡风、冯雪峰、周扬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意识形态官员之间的冲突与分歧。胡风坚持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理解鲁迅，不同意将鲁迅的思想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而把改造国民性、建立“人国”及他所概括的“主观战斗精神”当作鲁迅思想和精神的核心与基点；并且坚持对现实社会采取批判性的考察和认知态度，反对“阿Q时代已经结束”的论断。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是这一派的代表作。但他们在50年代中期就遭到政治性的清洗，从而丧失了进一步健全、发展与深化的机会。冯雪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保护下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鲁迅研究体系。他延续瞿秋白的思路将鲁迅思想分成前后两个时期，但对其前期思想也给予崇高的评价，称他“比当时的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或思想界权威都来得进步”，将他概括为一个在思想上“终生都在找路的人”；冯氏还以极为难得的开放性世界文学视野考察了鲁迅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过阿Q是个思想性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的论点。受冯氏较多影响的陈涌以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理论蓝本对鲁迅前期小说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研究，对这一时期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鲁迅小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也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清洗。此后，郭沫若、冯乃超、周扬等政治意识形态官员及其追随者的“鲁迅观”更占主导地位，他们以凝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解释鲁迅的价值与局限，用政治术语来概括鲁迅的思想变迁，用阶级斗争的框架来看待鲁迅当年所从事的思想斗争与文化论辩，鲁迅不再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与品格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而沦为可以任意打扮和曲解的权力斗争与派性斗争的工具；到“文革”中更是走向极端与荒唐，鲁迅被解释成在政治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面前俯首听命的小学生和马前卒，至此，鲁迅研究完全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鲁迅所享有的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毕竟也给学术意义上的鲁迅研究提供了相当的空间，其间最主要的成就是鲁迅研究资料的系统而又大规模的搜集与整理。鲁迅本人的佚文、书信继续被搜集、发现并编辑出版；由各式不同人员撰写的回忆录也纷纷出现，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及《知堂回想录》（后者在香港出版）尤为平实质朴、信息丰富，许广平、冯雪峰的回忆录尽管掺入不少回忆者的加工与改造，但与巴金、许钦文等另一些鲁迅同时代作家的回忆文章一样，为后来者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1958年由国家级权威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对中外鲁迅研究史以至中国当代文化史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为国内读者提供了主导意识形态之外的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植根于中国现代本土的思想资源；1973年该社重印了1938年版的包括鲁迅译文在内的20卷本《鲁迅全集》，客观上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有关鲁迅的生平资料在这时期也得到较为系统的分类整理，薛绥之等主编的多卷本《鲁迅生平资料丛钞》是较有代表性的。这些都为当时及其后的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这一阶段对于鲁迅作品的研究也自有特色和收获，最主要的一点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体系中鲁迅地位的凸显。无论在具体阐释上主流意识形态打下了怎样深的印迹，但形形色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都将鲁迅摆在首要位置，都向一代代的大学中文系学生介绍了鲁迅及其作品，这就为他们进一步阅读和理解鲁迅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台阶。关于鲁迅小说的研究也主要围绕着大中学里的鲁迅作品教学而展开，大量的研究著作和文章都按通行的理论观点解释和分析了鲁迅其人其作，既不同于纯政治功利性的解说，也不同于从个人阅读感受出发的立论，虽难以出现理论性的突破和创新，但对于扩大鲁迅小说的社会影响也功不可没。陈涌、朱彤、许钦文、李桑牧、何家槐等人关于《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作。对鲁迅杂文的政治化阐释甚为普遍，但也有人较注意它们在政治性与艺术性之间的结合，唐弢《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一文首次提出鲁迅杂文中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问题，是这时期公认的研究成就；钱谷融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也是侧重艺术分析且富有创见的论文。时代的局限在对《野草》的理解中尤为突出，冯雪峰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待《野草》，因而无视它的巨大艺术成就；王瑶在《论〈野草〉》里肯定它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在主流理论框架的约束下也无法合理解释其中的寂寞、虚无与彷徨等情感特征。另外，王瑶对于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考察，韩长经对于鲁迅小说与俄国文学关系的阐述，张向天、周振甫对鲁迅旧诗的笺注，张望对鲁迅与美术之间关系的梳理，等等。都是这时期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鲁迅研究开辟了值得进一步挖掘与深化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