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理论反思 从欧阳凡海的半部鲁迅评传算起，迄今已有60年了；如从王士菁的第一部全本鲁迅传算起，也已有整整半个世纪。通过以上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出版了众多的鲁迅传，形式日益多样，内容逐步充实，水平明显提高，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又不能不承认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本与传主鲁迅相称、达到世界传记文学高水准的鲁迅传。 我们不能不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反思其中的原由。 反思原由之前，我们需要先想一想鲁迅本人究竟希望人们怎样去写他的传记？这样，就自然回想起前文引述过的鲁迅赠给增田涉的郑板桥那两句诗：“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其实就是鲁迅对后人提出的告诫，告诫人们在写作他的传记时一定不要采取盲目赞颂的谀墓的态度，而要作入木三分的深刻、精辟的科学批评。实际上，真正有识见的文化伟人对后人都作过类似的要求，美国大诗人惠特曼就对准备为他作传记的人说过：“有一天你会替我作传记，你要说老实话。无论你怎样写，都不要替我打扮，我的胡言乱语都要放进去。……我恨许多的传记，因为它们不真实。我国许多的伟人，都被他们写坏了。上帝造人，但是传记家偏要替上帝修改，这里添一点，那里补一点，再添再补，一直等到大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了。”（注：转引自朱文华著《传记通论》第9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 ）这不禁令人想起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所讲的一个人死后见到自己的墓碑过谀因而躲避的自白：“墓前忽见一巨碑，缡额篆文，是我官阶姓字，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象者，又都过实。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姗笑。我不耐其聒，因居于此。……”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俱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俱存，诳亦何荣？荣亲当在显扬，何必以虚词招谤乎？不谓后起胜流所，见皆如是也。”这个故事正表现了有识之士对谀墓之风的憎恶。鲁迅也倾吐过这种耽心：“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陷入文人最“值得悲哀”的境地（注：《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因此，为鲁迅这样的伟人作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谀墓，坚持求真。 其实，西方传记学早在18世纪就已完成了从谀墓到写人的现代转变。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传记作家笔下的人物，就总是头戴大礼帽，身着燕尾服，仪表举止笨拙滑稽，并且无不被描绘得尽善尽美。他们作传的目的就是为了颂扬，所以必然为尊者、贤者、亲者讳，把传主塑造成理想的完人。这种谀墓之风，被鲍斯威尔扭转了。他所开创的近代传记重在表现特定时代环境里的人生，完全用写实的方法，如实地暴露传主的缺点，还传主的真面目。对此，麦考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说道：“如果荷马是第一名诗人，莎士比亚是第一名戏剧家，德莫西尼士是第一名演说家，那么，鲍斯威尔便毫无问题是第一名传记家了。”（注：转引自朱文华著《传记通论》第8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 ）因为这种传记学的现代性转变是与现代思想运动、与人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种转变，传记学就不能算是走上了现代的科学轨道。 相比之下，中国传记学的现代转变实在来得太晚了，就鲁迅传记学史来说，是80年代才开始有所觉悟，90年代才出现比较明显的成果，但还很不圆满。这只能说明中国的现代思想运动与人的解放的进程实在是太缓慢了。然而，要推出科学的、现代的、全新的鲁迅传，把鲁迅研究提升到真正成熟的科学境界，就必须加速这个进程。 除了加速现代思想运动与人的解放的进程之外，就鲁迅传记学来说还有必要反思以下有碍水平提高的原由： 一、主观与客观。“写出我心中的鲁迅”——这一口号从80年代起就在鲁迅研究界叫得很响。由于鲁迅传是对鲁迅生平、著作和一个时期鲁迅观的比较全面的反映，所以鲁迅传记作者对这一口号更为热衷。确实，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鲁迅，每一个鲁迅传记作者实际上都是在描画“自己心中的鲁迅”，没有主观色彩和个人特色的鲁迅传是不会成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容许主观随意性的泛滥。现象学认为：呈现在我们意识经验中的事物是现象，不是事物的本体。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和主观想象，而只是以卓然独立于外的静观态度和恬然澄明于内的平静心境反省自己呈现出来而显示给我们的“现象”，从而尽力还原近于真相的本体，达到相对的客观性。以此推理，“自己心中的鲁迅”是呈现在我们意识经验中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不是鲁迅的本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必须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和主观想象，冷静地反省呈现于“心中”的“现象”，尽力还原近于真相的鲁迅，达到相对的客观性，而不是从主观需要出发，对鲁迅进行任意的改造与歪曲。鲁迅传记学史的实例充分证明：从一时一派的政治功利出发杜撰的鲁迅传，即使出自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之手，也只能成为扭曲之作。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必须永远记取的。 要克服主观随意性，达到相对的客观性，还必须善于从鲁迅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进行思考，避免以现在的标准苛求鲁迅。不同的时代，对鲁迅有不同的阐释。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而这种创造必须是符实的，不能是臆造的。阐释学之父——狄尔泰认为：理解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产物靠“重新体验”或“设身处地”、即想象你在当时当地的特殊情况下，作为你研究的那个历史人物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会有什么喜怒哀乐。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倒向共产主义一边，如今我们应该进行一下“重新体验”，“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们在当时当地做出这种抉择的心理动因和时代条件，不可按照现在的情况持简单的否定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