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210.96／9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191X（2000）01—0086—05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理论形成于西方。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中国亦历史悠久：孔子的“六艺”之分，已略带跨学科比较的意味；司马迁则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将安息传闻与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作了最初的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比较。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在中国则起自本世纪初。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的《尼采与叔本华》、《〈红楼梦〉研究》，业已带有比较研究性质；而鲁迅于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才是典型的比较文学论文。或者说，中国比较文学史，真正肇始于《摩罗诗力说》，王国维的有关著述，只不过是史前史。 一、《摩罗诗力说》——我国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 鲁迅的比较文学研究起于日本留学时期。这与当时日本对于比较文学这门新兴学科高度重视的整体学术氛围密切相关。早在鲁迅去日留学之前，日本比较文学界已有诸多成果。如《心海》杂志1893年第4 期曾刊发《欧洲道德观之二代表弗里德里希·尼采和列夫·托尔斯泰的意见的比较》。这类文章极易引起鲁迅的兴趣。而日本引进的为数不少的西方比较文学著述，尤其是比较文学大师勃兰兑斯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更激活了鲁迅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文学现象的欲望。《摩罗诗力说》的诞生从撰写主旨而言，基于鲁迅的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但从治学方法而言，却是一次空前的、极具创造性意义的比较文学实践。在《摩罗诗力说》中，已关涉到比较文学的诸多领域：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缺类研究，……鲁迅均已作了尝试，取得了重大成就。 《摩罗诗力说》在影响研究方面成绩最丰。探讨拜伦与欧洲各国文学的关系，鲁迅运用了典型的影响研究方法。影响研究本系法国学派所极力倡导的方法。它所关注的是研究不同国家的作家之间在作品、灵感、乃至生活方面的事实性联系，找出其“来源”和“影响”，分析“相同”和“类似”的文学史实。法国学派的此种作法在20世纪中叶遭到了猛烈批评。例如韦勒克就针对法国学派这样写道：“真正的文学艺术研究关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1]令人颇感讶异的是， 早在本世纪初，鲁迅于《摩》文中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即对法国学派之具体作法有所悖离：不独考察影响性联系之事实本身，更于比较中评判作家作品的“价值和质量”。例如，鲁迅在论及普希金所受拜伦影响时写道：“始读拜伦诗，深感其大，思理文形，悉受转化，小诗亦尝摹拜伦；尤著者有《高加索累囚行》，至与《哈洛尔特游草》相类。”很明显，此处所谈乃是表明影响存在的“事实性”联系，符合法国学派之要求。但鲁迅并未止于此，而是深刻地分析了两者之异：普希金“对于裴伦，仅摹外状，迨放浪之生涯毕，乃骤返其本然，不能如来尔孟多夫，终执消极观念而不舍也。故旋墨斯科后，立言益务平和，凡是与社会发生冲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赞颂，美其国之武功。”此则可视为“价值和质量”评判了。至于说“《阿内庚》，诗材至简，而文特富丽”，则是一种美学批评。而在影响研究中用美学观点阐释作品，更是法国学派所坚决反对而为美国学派所主张者。于此可见，鲁迅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伊始，即突破法国学派之樊篱，使自己的影响研究涵有美国学派所倡导之平行研究质素，从而呈现出将两者予以结合的态势。 《摩》文中影响研究另有一突出特点：在探求作家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时，比较注重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由背景的关联而进一步考察文学之关联。在谈及拜伦对俄国文学影响的第七节，鲁迅首先这样写道： 若夫斯拉夫民族，思想殊异于西欧，而裴伦之诗，亦疾进无所沮核。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哉。…… 此处之首句，易产生“误读”：尽管斯拉夫民族“思想殊异于西欧”，而拜伦之诗在那里却畅行无阻。倘若我们联系后文、联系拜伦创作的时代，就会发现，并非是拜伦的诗作在俄罗斯的“疾进”畅行，而促使俄罗斯“文事始新”，而是先有俄罗斯“文事始新”，才有了对拜伦的接受“场”：拜伦震动欧洲诗坛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写于1812—1818年，姑且算它同时传入俄国。而此时活跃于俄国文坛的主要是十二月党人，我们并未发现其诗作受有拜伦的明显影响，但他们的诗作却确实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光辉起点，是“文事始新”之“始”。如是言之，并不意味着否定西欧文化对俄国“文事始新”之作用；但就俄国对拜伦的接受而言，的确是由于俄国历史文化背景的演变，已使得这种接受——影响成为可能。鲁迅这种重视历史文化背景在不同民族文学发生影响作用的比较研究特点，对后来的研治比较文学的人极富启迪，冯雪峰即为典型一例。 鲁迅在《摩》文中所进行的影响研究，还有一特点：突破了法国学派“欧洲中心论”的拘囿，极富开创性地进行了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鲁迅高度评价印度古代文学艺术，虽对后来印度国家式微，“至大之声，渐不生于彼国民之灵府”无限感慨，但仍指出印度古代文学经典流布于欧洲并备受推崇这一事实；而对古代希伯来文化经典《旧约·创世纪》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分析得尤较具体：“英诗人弥耳敦，尝取其事作《失乐园》……，有天神与撒但战事，以喻光明与黑暗之争”；“裴伦取其事作传奇[按：指诗剧《该隐》]，于神多所诘难。”并对三作内容作了比较。鲁迅以其比较文学实践，昭示出将比较研究限于某一文化系统之内的不可取：它违背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世界性的鲁迅刚踏入文学殿堂之时就具有世界性的眼光。 《摩》文还有平行研究的生动实践。平行研究本系50年代由美国学者所提出，鲁迅却先此50余年而为之。最为典型一例当是第五节关于拜伦与易卜生之间，并无明显的影响性联系。但鲁迅却发现他们两人对世俗社会的观照与认识是相同的：拜伦曾言，“凡有事物，无不定以习俗至谬之衡，所谓舆论，实具大力，而舆论则以昏黑蔽全球也。此其所言，与近世诺威文人伊孛生（H.IBSen）所见合”。 而这导致了两人创作主题的相同：“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这正是平行比较中常用的“主题学”研究。主题常通过人物形象来昭示，鲁迅于是又将两者代表作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并探其同异。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平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