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 读今年《收获》第2期，上有三篇评述鲁迅的文章。 王朔在批金庸之后要批鲁迅，“屠场就在《收获》”，这事早有预告，果然如约而至。另又见到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一文及林语堂一篇老文，堪称“集束炸弹”。阅罢，作为鲁迅故乡的一名文学工作者，实感惊忿。夜不能寐，草此函并公示，当与不当，求正大家。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这是盖棺论定了的。鲁迅逝世，当时的上海文艺界隆重追悼，以“民族魂”大旗覆棺；死后数十年，海内外研究鲁迅的研究会林立，这都是出于民意之事，决不是某个政治人物所“操纵”或“左右”的。现在有一种怪论，认为有了毛泽东对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评论，才使鲁迅得享盛名，并由“人”变“神”。此论实为偏颇。鲁迅长毛泽东12岁，鲁迅先期是一位旧民主主义革命者（1904年在日本参加了光复会）。毛泽东之于鲁迅，是读者，是学生，毛泽东崇拜鲁迅，更证明了鲁迅的伟大。毛泽东生前曾对诸多英雄模范、伟人先烈有过题词和评述，如果都要“拨乱反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贬损鲁迅之风始于80年代初，这之后时起时伏，手法各种各样，如：为鲁迅“骂错”的人喊冤，捧被鲁迅“骂过”的人，有把自己作品与鲁迅比而公然宣称“鲁迅杂文不及我”的，有破口直骂鲁迅是一块“老石头”、“反动性不证自明”的，还有一些三十年代与鲁迅有“过节”而今健在者（如章克标之类）等放出的流言中伤，不一而足。这次是在文坛一本有较大影响的杂志上抛出集束文章，并都是大腕级“名家”，似乎想用重拳和组合拳，给鲁迅以致命的击打。 概括《收获》上的三文，可以说冯骥才的开篇是“点穴”，王朔的卖点是“抹粪”，林语堂压卷是“漫画像”。 冯骥才在他的文章中，首先肯定鲁迅是文学史上第一位用独特文化视角进行国民性批判的人。然而，他立即又指出：“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而且，“鲁迅在他那个时代， 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这么一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其实是拾了西方传教士的牙后慧，而且还盲目崇拜了西方霸权思想。所谓功，成为泡沫，过，却成了实实在在的双料货：鲁迅用文学创作、用文学形象演绎了、印证了西方传教士对东方民族的偏见和诬识，简直成了西方文化侵略的内应和献媚者。这便是懂“中国功夫”的冯骥才点鲁迅的“穴”。 王朔《我看鲁迅》仍是使用“打下三路”的惯伎。他认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实先要有这么个耍王八蛋的过程”。他用这种“耍王八蛋”的手法，对一位文学大师进行了肆意的嘲弄，贬斥，讥笑。鲁迅被套上了剥夺他人自由思想的“精神自由之神”的恶谥，但这条大罪，正如《南方周末》上一位学者驳斥的那样：“像这样一位生前毫无自由权利可言，顶多配写‘伪自由书’的人，今天怎么竟沦为自由的死敌？”看到佛头着粪而产生快意，这是“文革”时代红卫兵“破四旧”的那种做法和心态，把才能用错了地方的王朔，现在正成为文坛的红卫兵在那里恣肆横行。 重新刊登林语堂的《悼鲁迅》一文，《收获》的编辑自然有其用心，否则便是浪费纸张。这篇名义是悼鲁迅的文章中，林语堂给鲁迅画了两副“活形”：“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予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活形也。”看这两副“活形”，鲁迅近乎街头寻衅耍赖的牛二，或没有理智的堂·吉诃德。“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鲁迅“五伤”而死，在倡导“闲适”的林语堂看来，几乎是活该。 按照《收获》这三篇文章的说法，鲁迅成了什么呢？“伟大”这字眼早该掼到太平洋里去，掼到茅厕里去。余下三个“家”——说他是思想家，其实是西方传教士傲慢与偏见的应声虫，图解者；说他是文学家，王朔批之曰“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说他是革命家，“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不说他“反革命家”已是万幸了； 说他是战士，王朔和林语堂倒都是认可的，林语堂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并为“战士”勾画了上面那两副“活形”；王朔认为“譬如病菌，无论是战士还是苍蝇携带都会使人生病”。带着病菌，浑身脓疮，杀狗取乐，烂醉骂人，一位死人一位活人赐给鲁迅的“战士”形象，实是兵痞。 让人走下神坛，让历史恢复其真实的面貌，这是应该的。但用极端的手法，用打倒和否定代替“度”的调节，这其实是把人变为鬼。对待鲁迅，我认为一定要把后人强加于鲁迅身上的东西和鲁迅剥离开来，即使因当年他言语批及而后来遭殃的，也大都是整人者利用了鲁迅，与鲁迅本人无关。（评法批儒时，被孔子所杀的少正卯成了英雄，难道是少正卯自己要当英雄吗？）当年鲁迅肯定和褒誉过的如冯雪峰、胡风等，并不因鲁迅的肯定、表扬而免遭厄运，这又可反证。对待历史人物，尤其是文化伟人，我们需要保持明智的心态，宗师、奠基人、开先河者，有其不完美之处是难免的，但他们的历史地位永远是不可动摇的。想以对巨人的轻侮衬托自己的高明，或以为巨人已长眠地下不可能辩诬和抗争而显得猖狂，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浅薄和卑劣。 《收获》杂志封面上赫然印着“巴金主编”四字。我们知道巴老是崇敬鲁迅的，他1983年来绍兴参观鲁迅纪念馆时，留下了“鲁迅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的题词。令读者迷惘的是：这次《收获》讨伐鲁迅，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作为我国作家协会主席和《收获》主编的巴金已卧病多年，他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事？如果不知道，那么，这次“屠鲁”是谁策划又代表了谁的旨意？用意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