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兴起之前，女性写作一直处于匿名状态，二十世纪势头更猛的第二次浪潮对这一状态也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一直以来就是女性作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她们要以自身的女性特征来抗击甚至消解男性文学传统，以走出匿名状态。目标与现实的这种距离提醒我们，有必要对女性写作本身作一番思考。 一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假使我能重写历史，我一定要把这个变化描写得更仔细，认为比十字军、蔷薇战争都要重要，这就是中流社会的妇女开始写作了。”（注：伍尔夫著《一间自己的屋子》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0页。）这个可以笔之于史的变化发生在十八世纪末期。从那时起，女性作家悄然出现在由男性写作构筑的文化场域的边缘，奥斯汀、勃朗特、乔治·艾略特以及乔治·桑，这一批耳熟能详的女性作家以其创作实绩对既成的文学秩序构成一种冲击，改写着已有的文学图景。这股自发的写作汇流到二十世纪，融进世界性的女权运动，成为当代文坛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本文无意卷入女权运动的政治理想及其情绪化的对话语霸权的争夺，只打算从文化角度来检视一下女性写作。因此，我们对女性写作有自己的界定，即特指在女权政治背景下的女性作家试图消解男性本位文化而进行的一场对女性自身的文学叙述。它有两种朝向：向外，指向男性体制文化，向内，着意于女性传统的建构。建构的完善程度取决于对男性传统的破毁程度，反之亦然。在这种检视中，我们发现，时至今日的女性写作不但没有摆脱十八世纪奥斯汀们写作的边缘状态，反而还失去了那时从容平和的心态。在女权政治煽情鼓动下，女性写作以其狂躁的心性在现有男性文学秩序的边缘狂欢不已，她们试图从匿名进入共名，走进男性写作的共荣圈。一个多世纪的跟进与趋近，女性写作从起始的无名或男性假面中解脱出来，公开亮出女性的身份与男性文化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她们求胜心切，甚至已开始憧憬一种女性文学批评或女权主义诗学，这种超前的理论行为表明她们想尽快地结束女性写作的边缘状态，建立起自己强势的文化立场与话语空间。而这从反面表明她们目前的处境恰恰是边缘的。 伍尔夫一再提醒我们，女性写作的边缘状态源于写作的女性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和每年五百磅的入款。真是这样吗？ 十八世纪的奥斯汀确实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她的写作是客厅式的，为了不被贸然闯入的不速之客发现自己在写作，可以想见她对门轴的响动是如何神经质的敏感，可以想见她在藏起书稿时是如何的手忙脚乱、惊魂未定。此情此境，对“一间自己的屋子”的慕想是如何地合情合理。而伍尔夫生活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一间自己的屋子”对一个中产阶级妇女来说并非一种奢望。工业革命的成功不仅是物质的丰裕，还是家庭结构的调整，此时人们已完全走出了中世纪。 中世纪的生活是广场式的，几乎全部的家庭生活都在一个公用的大厅里进行。后来出现了私室和分别为主仆使用的餐厅。十八世纪，私室经过不断改进而最终定型。在这一过程中，夫妇式家庭结构模式起了强化作用。夫妇式家庭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家庭自治，它能远离甚至摆脱祖辈父母，使亲属关系的纽带松动，减少外来的（主要指家族）的干扰与约束。这种自治直接影响着居室的设置：即主室的自足性日益加强，公用客厅地位下降。与主室的配置相应的是私室的精致化和女性化。伊恩·P·瓦特认为私室对小说的兴起起过推进作用， 首先是有闲的中产阶级妇女在此以读书为消遣，自发地成为小说的接受群；其次，它直接催生理查逊等人的书信体小说，书信是隐居郊区私室的女性联系沟通的一种理想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为那些有志于写作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安静的私人空间，瓦特说，这种私室正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注：参见伊恩·P ·瓦特著《小说的兴起·个人感受与小说》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伍尔夫认为，这种私室的缺失妨碍了女性写作，对妇女自身的解放也极为不利。伍尔夫的这一说法似乎与女权主义激进派走出家庭、涉足政坛的主张不同，其意是想通过妇女拥有自己私人化空间来凸显“女性”自身，而女权主义激进派则试图通过与男性争夺话语空间来确认女性的“非女人气”。这个话题已远离本文的主旨，我们还是回到“一间自己的屋子”上来。当然不能太物质化地理解这一概念，以为它就是现实生活中可以遮风挡雨的砖石房屋，也许将它理解为精神上，心境上的宁静淡泊与甘于寂寞更准确。但也不可否认，一间现实的屋子确实是构成伍尔夫式女性写作的物质基础。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奥斯汀不可能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还是她不屑于拥有这样的屋子，而更倾心于客厅写作呢？我倾向后者，这既有伍尔夫本人无意中提供的一条内证，又有勃朗特的写作实践这一外证。 伍尔夫说，十九世纪初期，一个女人所有的文学上的训练就是观察性格、分析情感，她的敏锐的感觉已经受了几百年家庭公共起居室（或客厅）影响的训练，人的情感深深印在她心上，人与人的关系总在她眼前。所以，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女人要写作，自然是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这一点对从未外出旅行过，从未涉足过“上流社会”的奥斯汀来说尤为重要，客厅成了她与外界社会沟通的窗口，成了将人物引进作品世界的桥梁，对她来说，客厅写作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与奥斯汀静若处子的生活与写作不一样，夏绿蒂·勃朗特通身勃郁着要走出“屋子”的躁动与不安，她似乎难以与置身其间的环境苟合相安，她会不屑于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她借简·爱之口传述了这样一种清醒的女性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