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有位女教授在大学里开设“女性文学”课，男学者们嗤之以鼻：“难道文学和厕所一样，也分男女吗？”时过境迁，现在创办了20多年的大型文学刊物《百花洲》居然改版为女性文学专刊，还有一批著名的男性评论家为它捧场。女作家张抗抗半开玩笑地说：“男评论家们很兴奋，只是不知他们关心的是女性，还是文学？” 在“女性文学暨《百花洲》改版恳谈会”上，男士优先。男评论家们几乎个个认为，女性文学已成气候，但他们的表述不同。中国作协创联部的研究员雷达说：“女性文学已经发展到不容回避的时刻。现在文学不景气，女性文学还是景气的。”中国小说协会副会长陈骏涛则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女性文学又要掀起一个高潮。孟繁华有点耸人听闻：“女性已经夺取了文化领导权”。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晓明研究员干脆说，“女性化时代”到来了，好像索罗门的瓶子被打开了一样，整个社会中女性符号已经极度泛滥。 男士们的发言立刻被女性学者“点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针对雷达“女人也是人，女性文学除了展示女性的性别意识，也不能离开道德性、文化性”，言简意赅地说：“男人也是人”；对陈晓明的“索罗门的瓶子”云云，崔教授笑着指出此乃“明褒暗贬”；对于“男人女人都是残缺的”说法，崔说愿意换个表达方式：“我们都在尽量使自己完整。”而中国作协的研究员季红真则指出，男性认为“女性夺取领导权”，其实是在说“女性话语成了90年代的话语霸权”。 女作家对“女性文学”似乎很有信心。张抗抗说：“这几年热闹的几乎都是女作家。女性文学是块非常肥沃的土壤，一定会生长出令人惊讶的新的品种。”不过她认为，女性不能仅仅研究女性自身而不去面对整个世界，只在自己的领域中自言自语。女性能充分认识男性，充分认识这个世界，才能充分驾驭这种世界。女性文学要有女性视角，但女性视角不等于只看自己，而要放射出去看世界。 改版后的《百花洲》杂志自称“不做男性中心的玩偶，也不提倡女性霸权主义”，追求的是一种“真正的‘人’的平等的文学和文化”。在所设栏目中，有一名为“现实与虚构”，编者称此栏目将只刊登女作家的小说和男性作家反映女性生活和女性命运“且不含男权思想”的小说。 在改版后的第一期中，这个栏目尚未见到男作家的作品，似乎对男作家来说，合乎这一标准并非易事（或许《百花洲》将来发表不知名作家作品时，需要像标明国别一样，标明性别？）。男士们对“女性文学”的参与，主要还是表现在评论上，在“《大浴女》五人谈”、“《玻璃虫》的九种阅读方式”中，你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倒是“我的女性观”栏目中，格非的一篇《胜利的失败者》颇为耐人寻味。这篇男人的文章谈的是女人的“非理性”——因为非理性，女性往往被表面的甜言蜜语所欺骗，成为“胜利的失败者”。 在“历史上的她们”栏目中，万燕的一篇《今天我必须独自一人表明我是谁》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尽管卡米尔·克洛岱尔的故事早已为人所知。万燕说，卡米尔以她“罗丹的情人”的命名，警告着每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人：你选择做天才？还是选择做女人？ 有人认为，文学上的性别视角是一种策略，“一种意识形态的策略或者商业的策略”；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女作家“一代不如一代”；有人说现在谈女性文学“有点奢侈”，还有人说，“女性文学＝隐私文学”。 那么，果然会有一个新的“女性文学”的春天吗？ 在这个“春天”里将开出什么样的花儿来？让我们试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