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0）04—0084—09 一、世情生态小说自成一脉 由“新写实”小说带发，以至在90年代的城市文学中自成一脉的是“世情生态”或“城市民谣”（借范小青的同名小说名）体小说。“世情生态”小说实际上是与后面将要涉及的“市情商态”小说对举比照而言的。我倒更愿意称其为“城市民谣”体小说。因为“民谣”，风及民间社会却难登庙堂之上，“城市民谣”体小说看重的也是城镇民间社会普通市民阶层的世俗生活，表现的是民间的人情、世态、事理，通过三教九流的众生相和纷纭杂陈的世俗景观传达出民心、民风、民气、民情。这里是几千年来历史地形成的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特定“国情”下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过渡地带，或者说是当代都市文明与传统的农业文明相持抗衡中的缓冲区域，虽然这里也无可避免地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但也仅仅是被轻度污染，由几千年来的农业文明所沉积的自然主义的价值倾向与审美理想仍然集体无意识地潜沉其间，所谓风未移俗未易。在街巷和市井之中，那些物质上相对贫困精神上相对简洁的人们伏雌守拙，逆来顺受，不以物大喜，亦不以己大悲，“卑琐性”的而又是“粗鄙化”的生活，知足常乐式的生存，成为他们的生存智慧的技巧。他们的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生活空间，天然地拒绝政治权力话语和思想启蒙话语的参与（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有一个寓言式的场面，作家“四”给售货员“猫子”讲一个自己准备创作的构思，自信能把“猫子”讲得心动神移，然而就在“四”讲述的过程中“猫子”却睡着了。这个寓言式的场景暗喻着启蒙话语在“民间”的消解）。而只有民间健康的知性和集体无意识的习俗在产生着自发的约束作用。其日常生活每每交融在古与今、新与旧、历史与当下的混沌中。而正是这个处于现代都市文明的生态环境系统中最为边缘、最自由自在的群落默默地维持、坚忍地滋养、无形地延续着城市文化的根系和命脉。 典范性的“城市民谣”体小说主要有范小青的《城市民谣》、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苏童的《城北地带》、鲁彦周的《双凤楼》等等，它们所抒写的几乎都是发生在城镇民间社会、尚未被现代商业文化侵蚀异化的“小城故事”。范小青的《城市民谣》描述的是一个具有古典情韵的江南小城，小说的主人公钱梅子也是随处可见的“小市民”妇女。作品一开头就写到她的“下岗”待业，而她在下岗后没有大悲，只有惘然若失。直到后来在其初恋的情人沉默而有力地支持办起饭店后亦无大喜，仿佛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小说虽然也涉及到了当今社会中的下岗、炒股、经商等热门现象，然而作品在娓娓叙说中有意无意地将人们带入悠悠的“历史”。于是一切都稀释、化解在对“历史”话语的讲述中。“历史”从而在小说文本中营构出一种文化氛围，一种人文气息，平实朴素的写实也因了这种氛围和气息的浸染变得和它笔下的和谐优雅的江南小城一样有着柔婉的韵致。下岗、待业也好，炒股、经商也罢，都在这种氛围、气息、韵致中失去了具体可感性而变得无可无不可了。几个世纪的岁月漫然存留在小城人的日常生活中，存留在人们的无意识中，默默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为人们的生活所改变。惟独那负载着“历史”意韵的古老长街，那个栏杆上精细地雕刻着蚕桑生产和丝织生活的万年松，以及桥上那对传说中由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并在一起的石狮子，那条默默流淌的小河作为有灵性的诗意存在，给这首“城市民谣”增添了几多情韵和风味。 池莉曾在《我坦率说》一文中自称为“小市民”，“我自称为‘小市民’，丝毫没有自嘲的意思，更没有自贬的意思，今天这个‘小市民’之流不是从前概念中的‘市井小民’之流，而是普通一市民，就像我许多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尽管池莉对“小市民”概念的理解与约定俗成的看法有些距离，而且她的小说中出现那些城镇民间社会中的人物实际上还是靠近“市井小民”一类，但在她的“小市民说”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池莉恒守不移的平民化的创作态度和“日常现实主义”的叙事立场，感到了一种泽及芸芸众生的世俗性关怀，“我用我的目光，用我的感觉，用我的语言，从我的角度去写芸芸众生”（《关于汉味》）。池莉在小说中精心构设的诸如“沔水镇”、“江汉路”之类的城镇民间社会以及生活在其间的“市井小民”大都具有一种坚忍达观、平淡自如的生活态度，用池莉的话说这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活法。当池莉以平民化的手法展示出了“小市民”们“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生存状态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世俗人生中的芸芸众生其乐融融的鲜活日子。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江汉路”构成了一个城市“生活圈”，在这个圈子内，没有上流社会奢侈豪华、醉生梦死的生活，也没有白领阶层的优雅和舒适，而是生活于朴素、平淡或俚俗中。 从审美感情上来说，我以为“城市民谣”体小说更能给人一种血缘上的亲切感。 在思想底蕴、宏观立意上仍属情于“民谣”精神而只是在创作体式上稍有不同的另一类创作，我称其为“泛城市民谣”体小说。这类小说无意于城市生活的“现代化”的具体特色，只关注生活中文化的变异和历史的变迁，其叙事立场在保持对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若即若离关系中不由自主地退守于“民间化”之维。其文本的叙述品质和作品中人物的思维方式、行为范畴毫无例外地由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来规范。与“市井小民”相比，“泛城市民谣”体小说触及城镇民间社会的更为丰富的层次，其中人物的交往方式与生活空间并不仅限于城镇民间社会。他们的物质生活要讲究一些，他们的精神要宽裕、复杂一些，然而其精神基点仍未脱出农业文明所特有的自然主义的价值倾向与审美理想，仍体现出对政治权力话语和启蒙话语的本能性防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彭见明的《玩古》、贾平凹的《白夜》、王小鹰的《丹青引》等。《玩古》以“玩古”这一社会时尚在鹤了城从滥觞、勃兴，到消退、衰亡的过程为全书的情节主干，描述了一群喜欢文物古玩者的故事。作者具体描写了市长高安从政之余的玩古，柳三生和洪伟达百无聊赖中的集古，谷定坤与周顺清生计艰窘时不啻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贩古，谷家大院人蒙昧与势利兼而有之的护古，鹤了城民众的痴迷般的炒古。然而，当彭见明以民间社会叙事视角去津津有味地绘写鹤了城的“玩古”之风时，那些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启蒙性的话语几乎已失去了任何言说的分量。彭见明从人情世故、人际关系的细微处入笔，娓娓细叙了这座南方小城由“古玩”聚拢组合的整个城镇民间社会，舒徐有致地展示了这个小社会、大舞台的多种人生。《玩古》的叙述固然始终未遗漏经济建设、不正之风、脱贫致富等现时社会政治生活内容和当前经济生活主调，但作者涉于此更是为了超于此而达其彼，通过小说中几个蛰藏于民间社会的“玩古”高手的“玩古”行状来表现民间尘世自在和谐的生存形式和通脱练达的人生境界。比如，玩家们的相约总是煞有其事，神神秘秘，似乎大有其中乐趣“不足为外人道也”之意；赏玩处所总是雅洁幽僻，境与情偕。尽管这里面也免不了卑劣、邪气和险诈，但“就鹤了人的本性而言，宁可少建一个工厂，不能没有一部县志。重文轻商自视高雅也可以说是鹤了人精神中的一种特质”（第30页）。以至于连市长高安也耐不住高处清寒，抵不住“民间”的诱惑“下凡”来玩一把了。“高安有个观点：不在于藏物是否丰富也不在于物之贵贱，而在于玩味。何志十分的认同。什么味？应是一种高雅之味、不衰之味。”（第145页）至此，我怀疑彭见明大概真的是笔底“生花”了。 他把一个“鹤了”把玩得如此光辉灿烂。不过，他对小说题旨的注释又是这样明了：“玩古者，玩世也。这‘玩’因此就不是通常概念的闲耍了。是优雅的沉重，时髦的苍古。”（《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