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区文学大体是在1939年后进入中兴期，1941年华北沦陷区文学开始崛起，1944年以后，两个沦陷区文坛都逐渐显露出萎缩的态势。（注：黄万华：《沦陷区文学鸟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这一得到学术界认可的研究结论， 向人们表明这样一个史实：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其发展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但却承担了极其艰巨的民族重任。置身于法西斯专制之下，新文学作家们在“不聋而哑”的时代无畏地“不言而言”，成为延续和发展中华文学的中坚。同时，基于政治格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呈现出迥异的风貌。从文体的运用、题材的选择到创作格局的调整，从形式结构到美感特征、地域特色等方面，都可以梳理出两个沦陷区文学各具特色又相互影响的创作走向。本文试图从两个沦陷区文学中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的各自特征的比较分析中，揭示出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价值。 一、小说创作态势的一元与多元 在东北沦陷初期，以萧军、萧红、金剑啸、罗烽、舒群等为核心的“夜哨”作家群构筑了抗争黑暗现实的文学前哨阵地。这一作家群体以其鲜活的作品文本、富有生气的精神跋涉者的人物形象和雄犷、明快的创作风格，奠定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异族高压统治和民族意识潜行的政治环境下，“夜哨”作家群整体上呈现出较为自觉的审美追求。小说题材往往落笔于东北故土的突变与民众的苦难和觉醒，显示出贴近现实的创作倾向。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东北生民身上所体现出的强悍、野性、豪爽、互助等品格及由其组成的关东精神，成为作家群体共同的追求。作品自然环境的设置和风俗语言的运用，充满着北国文化韵味，明丽刚健、朴实粗放，具有鲜明的关东风情。“夜哨”作家群的创作表现出东北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和民族意识相融合的特征。 在白山黑水之间息息运行的民族正气，对优秀文学传统的有意识的、充满热情的继承，特别是东北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强悍和豪爽的民风民俗，使东北现代小说在题材的选择和审美风格上表现出相应的特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东北的乡土小说。东北、华北沦陷区作家在对新文学主流传统的坚持中，都有过对“乡土文学”的提倡，其含义不限于提倡描写乡村题材的作品，而是有着更深远的追求。东北乡土文学的倡导者山丁就将乡土文学归结为“描写真实”与“暴露真实”，评论家楚天阔则明确指出乡土文学至少含有“民族”、“国民”、“现实”、“时代”这些意义在内。所以说，乡土文学突现的正是张扬文学的民族性、国民性与现实性的文学观念。东北的乡土文学在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和时代的特征：一是国难与乡愁的交融，二是民风乡俗的剖析同国民品格挖掘的结合，三是美学品位的追求同高扬民族精神的统一。东北乡土文学源起于山丁的乡土小说，一开始便以社会批判的目光揭露现实，表现农民经济与精神的重负和农村的灾难，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称其为苦难小说，因为它指示给我们的是完全失去了欢乐的人生悲剧，让人目睹的是沦丧的国土上的东北乡民无边的灾苦。作为东北乡土文学的倡导者和成功实践者之一的王秋萤，其小说的人物画廊中，以都市生活中的工人和知识青年居多。工人家庭的血淋淋遭遇、知识青年的苦闷与彷徨，都通过作品独特的结构与切入点，在晦暗社会背景上得到鲜明、完整的展现。疑迟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同情下层劳苦者的倾向，往往被“寒气”所笼罩。这里不仅有东北荒原的酷寒，更有社会现实的刺冷，而作家又将其同东北乡民们在生死场上的挣扎与抗争相揉合，使其所叙述的故事，显示了复仇这样一个最基本和重要的主题；“寒气”中又融入了如同火山爆发时所掀起的一股股冲天热流，生命意识得到更为深入的开掘，显示出有着独特内涵的关东人文精神与悲怆粗犷的艺术魅力。疑迟的笔触在涉及纷乱繁杂的都市生活时往往显得流畅不足，而每有乡野文化的融入方呈生气。其创作乡土小说自有其独特的美学追求：“不铺张，不渲染，常常是利用不华丽的题材，用无颜色的笔……选择着自己所寻求的纯朴的故事，而剔除一切华丽的浪费。”（注：小松：《夷驰及其小说》，《新青年》（沈阳）第98期。）疑迟“以强有力的笔调、粗犷的线条、简单的轮廓”，为我们“构成一幅荒原的流民图”。（注：小松：《夷驰及其小说》，《新青年》（沈阳）第98期。） 不论是追随“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遗韵，或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标榜，或是师法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东北沦陷区作家在共同的审美追求中，显示着鲜明的个性。爵青小说集《群像》，受某些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哲学观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爵青的小说对现实的批判自有其特殊的力度，但这种批判大多是建立在精神废墟之上的。其作品更多是表现“一个哲学思维患者”的世纪末情绪，被一种神秘气氛所包围。作者旨在以“非俗的故事”表现“超乎常人以上的独奇的性格”（注：姚远：《东北十四年小说和小说人》，《东北文学》1946年。），其中常常映现出作家自我的生活面影。艺文志派作家古丁的小说集《奋飞》，执意描绘各类乡间人物的命运，真实地揭露阶级压迫下的人们吞食荒土、争吃死尸的悲惨现实，给人以沉重的艺术感染力。《奋飞》之名取自《国风》中“静夜思之，不能奋飞”之句。顾名思义，作品主旨在于展示小知识分子“欲奋飞而不能”的困苦、愤懑心态，作者对生活的哀叹，使人闻之多生幻灭之感。 相对于主题鲜明的东北沦陷区小说，作为文学革命肇兴之地的华北，承续着新文学发展的路向，以现实主义为依托，表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小说创作格局。 华北沦陷区文学发端于1939年兴起的校园文学热潮中，它同时也标志了华北沦陷区小说的产生。校园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张秀亚，其中篇小说《皈依》和《幸福的源泉》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作者试图以其作为自我与社会的对话，进行某种心灵的沟通，结果却未获成功；在“梦的国度安排自己”，但“梦又无法继续做”（注：张秀亚：《大龙河畔·自序》，天津海风社1936年版。），梦境的轻幻与现实的沉重形成强烈反差；面对民族命运的巨大转变，在前行无路的困境中而皈依宗教。她轻曼、静秀、圆美的创作个性，柔和、轻灵的笔致，和谐、圆润的格局，将纯情人物的描写同铺叙环境、渲染气氛揉和在近乎古典诗词曲赋所特有的意境中，表现出作家醇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和富有特色的文学追求，由此提供了华北沦陷区不多见的诗体小说。校园文学的另一代表作家赵宗濂的创作也颇引人注目，他这一时期的小说结集为《在草原上》，大多篇什以抒情的笔致描摹下层民众的苦难而又透出顽强的生命力的生存状态，展示“柔和而刚毅的中国人的灵魂”（注：南星：《在草原上·序》，北平辅仁文苑社1940年版。）。他的创作以充沛而真挚的激情和对社会现象的渐趋深刻犀利的透视，成为华北沦陷区乡土文学的先声。 继校园文学勃兴的余势，华北沦陷区小说进一步展开了全方位的、多元的开拓，走出以往单纯的农村题材、爱情题材的狭小天地，作家的笔触更为关注城市中各阶级、阶层的人们的形形色色的生活。于是出现了擅长工厂题材的张金寿，熟稔京城风俗人情的萧艾，描绘青年艰难成长的心路历程的王石子，辛辣嘲讽贪官污吏的田秀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