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2662（2000）03—0037—06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入第二个“十年”后，以“左联”为首的左翼文学运动，占据并主宰了当时的文坛，成为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潮。在这支伟大的文学队伍中，不仅有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享有盛誉的前辈作家，而且在他们的热情扶植下，催生了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蒋牧良、彭家煌、周文、肖军、肖红、葛琴、吴组缃、罗淑、白薇、师陀、谢冰莹等一批左翼文学新人。这批新人的出现，使左翼文学队伍形成了新老相继、内外呼应的宏伟格局。他们生气勃勃，富于活力与潜能，而且一出手就显示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为繁荣左翼文学创作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从30年代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必要的历史距离，即由当事者的共时感受进入到隔代人的历时审视。对左翼青年作家的创作研究，也由历史的积淀而进入到科学鉴定的层次。然而，在过去的文学史上，只是把这批文学新人作为一些偶然出现的单个的作家加以评述，这是片面的。实际上他们是一代作家，是一代由动荡的历史所造就，又被同一的使命所组织起来，并在动荡的历史舞台上共同创造了一个文学时期——一个有着鲜明性格的文学时期——的作家群。因此，我们必须从文学史发展的宏观角度，对30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社会、历史原因作一客观的分析、研究。 一 没有哪一种文学现象是纯粹偶然地发生的。同样，30年代大批左翼文学新人的涌现，也是由于社会和时代为他们进入文坛提供了机会和施展抱负的场所。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正是大革命失败后文坛沉寂的时候。那是一个历史发生阵痛的时代。大地的血污和人民惨痛的呼号使缪斯们茫然自失。历史的失重感压迫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上。在“五四”时期那样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创作的大部分新文学作家们，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得不中止他们以往的歌唱，人们在寻找和探求着表现历史与时代、渲泄内心感情的新的方式。于是，随着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新时期的开始，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主的一批革命文学社团，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文学”运动，主张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斗争的一翼，要反映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这种新的、崇高的文学理想与主张，既是时代对文学提出的新的要求，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打出旗帜、造成声势、占领文坛的滥觞，也是“五四”新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正如鲁迅所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大约十年以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但是，谬误往往与真理偕行。由于“左”倾路线以及当时苏联“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影响，加之初期“革命文学”倡导者自身思想、生活和艺术准备的不足，使这种崇高的理想和文学主张，在创作中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失误。首先是“革命浪漫谛克”的流行所带来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其概念化主要表现在作品只是为了图解某一种政治观点或概念，用标语口号和抽象的说教去代替文艺作品中应该有的生动、丰富的情节，而人物则成了革命倾向的某一类型的传声筒；其公式化则可归结为“革命+恋爱”公式。其次是对革命抱着一种极“左”的看法，就连蒋光慈最成功的小说《田野的风》中，也表现出这样的缺陷：地主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李杰，为了要在起义的农民面前表白自己和地主家庭彻底划清了界线，因此不惜放一把火烧掉自家的房屋。甚至把并无罪恶的“年幼的妹妹及生病的母亲”一同烧死也在所不顾。这样的描写似乎强调了斗争的残酷性和冲突的紧张性，但也说明了当时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头脑里对革命的理解是非常幼稚的，以至把盲动、过火的行为当成革命来歌颂。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必然使当时的广大读者感到厌烦，进而对左翼文学作品失去兴趣，也使作家本身的创作道路越走越窄。左翼文学正面临着倾斜、脱节和丧失读者的危险。因此，克服这种文学理想与文学实际不相协调的倾斜与脱节，突破“革命浪漫谛克”的文学空气和“革命+恋爱”的创作公式，是当时左翼文学的思想焦点与心理定势。然而，要实现这一转变，仅靠已有作家显然无法完成。因为从1929年起至1932年前后，“五四”时期走上文坛的第一代作家中，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将主要精力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杂文写作，没有小说创作问世。郭沫若被国民党“通缉”后，为免遭迫害，东渡日本。茅盾在写完《蚀》三部曲后，也于1928年底赴日本，直至1930年春回国。其后的创作虽然较《蚀》前进了一大步，但他的力作《子夜》、《春蚕》等这时尚未问世。其他如叶圣陶、冰心、郁达夫等“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这几年也较少小说创作。另外，由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浩劫，许多进步的杂志被禁，书店被封，蒋光慈等革命作家在黑暗压迫和坎坷人生中过早去世，其他一些才华初展、很有希望的新秀如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潘漠华等人，也都在1931年前后被国民党杀害。因此，这一时期正是左翼文坛备受国民党的压迫和摧残、作品较为荒疏的时期。与此同时，一小群被国民党官方豢养的党棍、特务及走狗文人，却沉渣泛起，鼓噪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运动，拼命地为其主子唱赞美诗，恶毒攻击左翼文艺运动。在这样一种风云激荡的严峻形势面前，必须要有一批新的作家来充实文坛，为左翼文学增强活力，以突破现有的格局。文学的发展在呼唤着新一代作家，社会在期待着新一代作家，读者也在祈望着新人的出现。 二 这批文学“新人”在30年代的左翼文坛脱颖而出，并迅速成长，首先有其自身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批青年作家扎实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一大功绩就是将笔触伸向前人未能触及、甚至不屑提起的广大下层生活。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大多来自封建旧营垒，是士大夫阶级的逆子。他们的阶级构成与他们在创作视野上的这种扩大形成了一对矛盾——要写他们知之不多而又极想去写的生活。所以，从早期共产党人到“左联”，一直在强调要求作家们深入到工农实际生活中去。但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局限，这种呼吁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然而新一代左翼青年作家们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来自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在走上文学道路之前，都经历了各自不同的、艰辛的人生之路，具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丰富的人生感受，“他们只觉得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写出所要写的东西，却不愁没有写的材料”。（注：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1928年1 月《太阳月刊》创刊号。）所以，当他们带着这种宝贵的人生经历投入左翼文学队伍后，能够将革命的真理与自己的亲身实践取得相互参证的结果，从而比较深刻地把握到社会发展的趋向，写出真正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心声的革命文学作品。叶紫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叶”为祖母之姓，“紫”即为血之象征。叶紫的家乡湖南益阳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他的全家都投身于这场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的父亲、叔叔、姐姐都先后壮烈牺牲。叶紫本人虽然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带着血泪仇恨逃离家乡来到上海，但他亲身经历过的那段从蓬勃兴起到悲惨失败的历史，却成为永远忘却不了的记忆和感情上的债务。投身左翼文坛后，他把蓄积既久的亲身经历转化为文学创作看成是自己的社会责任，迸发出旺盛的创作力，在贫病中一篇篇地写，就像是在一笔笔清理感情上的债务，用自己生灭倏忽的生命火焰，在浸透着血泪的黑暗大地上蒸腾出有血有泪的文学作品，所以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激荡着恨入骨髓的身家之痛。他的处女作《丰收》就是以家乡洞庭湖畔的农民运动为背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本情节来创作的。作品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这位“无名文艺社”的成员也由此成为左翼文坛上一颗闪耀的新星。这一切正如鲁迅在为他的小说集《丰收》所作“序”中说：“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一世纪的经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这无疑是叶紫小说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