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经典性之为话题，论理是毫无新意可言的。现在人们所以又热衷起来，自有它的缘故。 其一，某些年轻的或者不那么年轻然而激进的文学作者们，在这一二年间，以颇昂然的态度，大谈摈弃经典的主张，而这样的主张，又暗合着近时代的一般的文化趋尚，似乎显得有力并富于预见性。 其二，文学界也有一些人，特别是专事当代文学研究并在其中已经浸淫了若干年的学者和批评家，在回顾他们经年累月所走过的路时，突然感觉到一种空虚，发现无论是研究的对象还是他们的研究本身，几乎都没有什么算得上真正经住了时间的考验——比如说，拿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一段文学，跟20世纪10年代末到30年代末相比，同样20年左右的光景，后者无疑留下了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前者则恐怕还举不出一部确为广泛共识的这样的作品。这种状况，于创作家们来说还不是很尴尬的事——如果他们抱的是“出名就好”以及“身后是非谁管得”的态度的话，然而，学者、批评家最终实在不得不替自己的工作感到荒诞，因为归根结底，这样的工作是对历史负责的，很难想象，批评家连篇累牍地写了一生，最后根本只是一堆可随烟灰飞散的废纸，丝毫无助于文学的一段历史的形成。 也许还存在着其他原因，但依我看，仅此两点，已足以让文学的经典性问题鲜明地凸出于当下了。我个人对所谓摈弃经典的主张，基本来说是不屑一顾的；因为，经典或经典化之于文学的意义，并不是什么需要争论的问题，而是文学史的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除非有人能说服我相信文学可以不以历史的方式构成它自己。 但是，有的时候，简单的事实也不能阻止人们的怀疑。如果是这样，那么，那种觉得事情过于简单便放弃辩驳的貌似清高的做法，实际上等于在事实面前退却。由于意识到这一点，我决定在这里就文学的经典性谈谈自己的若干看法。 文学来自于个性的创造，这是谁都明白的，几乎从来无人试图否认。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个性创造是否足以解释文学的一切？换言之，以某些杰出的个性存在为依据和线索，能够表达一部完整的文学史么？——我真正要问的是，“积累”对文学史的意义是怎样的？ 我不否认，这个词非常缺乏艺术气质，事实上，它频频出现在经济学论著里，天生具有一种量化的让人丝毫浪漫不起来的现实感。然而，值得打上问号的，其实正是所谓艺术与浪漫之间的被夸大了的关系。直至18世纪以前，世界艺术史远不曾如后来那样被个性主义、浪漫主义的思维所统治。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从远古的艺术萌芽到人类艺术进入正式的历史系统，以及各时代的伟大艺术家的创作之间，承传是艺术最基本的发展机制，而个性则附着于其上，类乎五线谱中音符与谱线的关系。雕刻、陶艺、青铜、绘画，每一个线条、每一种造型，都是有来历的。商周青铜的纹饰，与半坡村陶绘上图案，构成明显的继嗣；汉代砖雕上马的造型，一直影响到唐以后画家对马的表现；日本的园林、建筑、书法，完全以大唐文化为本；古希腊的雕刻，是向古埃及认真学习的结果；文艺复兴美术的辉煌成就，又是时隔千年重新发现古希腊艺术所致：乔尔乔内、提香、卢本斯、普桑等人的不同作品，存在临摹关系——事实上，再伟大的画家，都是在临摹前人作品中成长起来……艺术发展之由积累而来，显然毋能辩驳。人们常将敬仰的目光投在艺术天才的身上，却往往忽略了诸如贝多芬偏偏诞生在德国这样一种背景和传统，反之，当你注意到这种背景和传统时，你对天才们的感受恐怕就会从不可思议的惊讶转变成对深厚的历史积累的领悟。没有纯粹的天才；如果一个人看得更远，他必然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这句话永远是对的。我对天才和个性这两个词都不反感，某种意义上，和别人一样，我甚至追求跟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的感觉；但这从来不意味着，我会忘记当这两个词被剥去前提无限制地使用时，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欺人与自愚。现在，写作变得那样容易，如果不论好坏的话，差不多人人都能染指于小说创作，然而，这无非是我们身处20世纪的缘故，如果放到五千年前，不必说普通人，就算现在某个小说大师，只怕也写不出一篇小说的。可见所有人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写作，所谓天才，也不过是在这个基础上做得较好一点的人罢了！ 因此，不要嫌以“积累”论文学的发展不浪漫，有伤文学的“脱俗气质”。抛开这种自命不凡、故弄玄虚的思想，我们该老老实实承认，文学也是由俭而丰的，如一国之从穷到富，如居家生活中好日子要一点点攒起来一样。 所谓积累，当然以财富为对象；把好东西留住并不断增加它们，淘汰破烂玩艺儿，扔掉它们，简单地说，就是“优胜劣汰”。这说法里面，有一种我并不喜欢的进化论的味道。文学艺术的历史，有时候是很含混的，留下的不见得全是真正好的东西，淘汰或者被“淹没”的也不见得是真正不好的东西，所以，对一般事物屡试不爽的进化论原则，在文学艺术面前有时会失灵，受到反向的有力的质疑。这层因素，是我们不得不保持警惕的一个方面。不过，历史的悲剧本质如此，人其奈若何？好在历史也有一种不断重读的机制，可以在将来纠正它早先的并不正确的取舍和判断，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至少我们应该相信，历史自身的深处是禀有理性的意志的，它或许会有失误，但它的动机和方向在于存优亡劣，是毋庸置疑的。就此言，一部文学史尽管难免有瑕疵，但其大部分终究还是保护和保存了菁华内容的——比如说中国文学史，毕竟迄今为止我们尚无从指责它遗漏了哪些真正出色的实践或经验，毕竟我们承认它还是把最优秀的东西基本上收藏和传承了下来的。 这种收藏与传承，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即文学之经典性的确立。一部文学史，必然要就怎样的审美趣向、怎样的人文禀质、怎样的语言技巧方是合乎理想的，探索并形成一套范式，给出一定标准，树立一种典范；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初具规模的时候，文学才可言史，才被纳入有着明确历史轨迹的运动框架——也就是说，才分出了史前、史后的界限。最早最古的时代，人类并非缺少文学的创作，但范式尚未确立，既有的创作便也只能作为偶然的行为随时生灭。我们看各古老文化，都是在经过一个标准化过程后，文字才踏上了具有连续性的历史过程。这样的事件，古中国和古希腊大致都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当时， 孔子删《诗》、柏拉图厘定史诗和悲剧的原理，令各自的文学一下子告别了蒙昧浑沌的过去，站到了历史的开元之点。我们不妨看一下，孔子删《诗》以前，中国虽然也在民间出现了很丰富的诗歌创作，却迟未进入有序的发展轨道，标志之一，便是“无名状态”；而恰是删《诗》之后，因美学标准提出，一二百年之内，便诞生了第一个大诗人屈原（屈原的出现，跟中原文化输入楚地关系甚密，关于此，可参较梁启超的《屈原研究》），而屈原的诞生则是中国有诗史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