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 —854X（2000）07—0089—04 文学“经典构成”（Canon formation ）的概念是荷兰学者佛克马讨论西方和现代中国文学经典时提出的（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它指文学经典的构成过程及内外因素和条件。本文要论及的“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是新文学发展中的最关键内容，它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并未完结的过程。从今天或将来某个视点来看，这个过程主要包括“五四”新文学经典原创阶段和经典化阶段。 一 汉以降的中国统治者往往具有极强的经典意识，这便形成了中国式的解经注经传统。中国古代文人的重要文化活动就是解经注经，他们强调述而不作。即便作也常常要取范于经典，所谓“宗经”“征圣”“明道”。这种传统使得中国古代文学成为附经、载道的文学。中国文学史上虽然有过魏晋六朝等文学的自觉、自立、自新的时期，但文学的附经、载道传统大体未变，加上不断地复古和拟古，总体上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事业。 “五四”文学革命的到来，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再造新的文学经典范型的机会。新文学经典的原创与旧文学经典的构成也有了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原创新文学经典的第一步是完成文学与经学的剥离，是打破文以载道的观念，改变复古、拟古的创造倾向，使文学经典获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为了改变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儒家经典秩序，使文学从附经、载道、复古中解放出来，“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除了理论上的一般倡导之外，他们所做的具体工作是重写中国文学史。他们提高了小说、戏剧的地位，使白话文学、民间文学、言志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并被合法化、经典化。其次，新文学经典的原创还摄取了新的文学资源，用鲁迅译尼采的话就是：“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注：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这新源便是异域文学经典的引入。西方及日本等亚洲国家文学经典的译介，实现了文学经典的相对化和国际化。与传统文学经典在相对封闭文化环境中的独创大相径庭，新文学经典的原创是在与世界文学经典的对话中进行的。同时，新文学经典改变了传统文学经典构成的贵族化倾向，它重建的是平民的、世俗的文学经典。它在言文合一的基础上，实现了文学语码、叙事技巧、美学趣味、价值尺度的全面置换。 另一方面，作为新文学经典构成的重要阶段，新文学的原创又充满了危机。佛克马说世界经典危机不只一次，其中一次就发生在“儒家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时期”。在传统中国，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但“五四”主流话语却有抛弃经典遗产、捣毁思想宝库的偏激。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新文学经典的原创也充满了与传统文化经典、文学经典决裂的理念，较少注意到它们的可转化生机。同时，新文学经典的原创又一味取范于西方，甚至出现了忽视用母语言说的权力，如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说白话文的写作“就是直用西洋人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当时，在取范西方时还有越新越好、越快越好的倾向。因为要前卫，新文学实践者冷淡古典主义，导致梁实秋所说的“浪漫的混乱”；因为求激进，蔡元培指出“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并希望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中，“有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上海良友1935年版。）。这本是一种“大跃进”精神。这便导致文学创作更多的是急就章而不是经典之作，影响了“五四”新文学经典的构成。 二 如何面对传统文化、文学经典，再造何种形态的文学经典成为“五四”焦点，它导致了三大文学（化）派别：复古派、新文学派、学衡派的冲突。 复古派以卫护“国粹”为己任。在理念上，他们首先看重的是传统文化经典的伦理资源。他们认为孔子的作品“被视作经典或权威作品，主要不是因其文体的优美或文学形式的完善，而是以它们所蕴含的内容的价值为准绳的”（注：辜鸿铭：《中国学》（二），见《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他们认为经典的道德价值能导致传统文学“讲求精神的法则”，“传输生活之道的意义”而成为“活文学”。而现今中国新式欧洲现代文学则是一种“使人变成道德矮子的文学”，“这种文学所载的不是生活之道而是死亡之道”（注：辜鸿铭：《反对中国文学革命》，辜鸿铭：《中国学》（二），见《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同时，他们坚守古文的美学价值，反对言文合一，主张雅俗分离。林纾说：“盖古文不能为普通文字，宜尊之为夏鼎商彝方称耳。”（注：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严复认为唯古诗文能“导达奥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注：严夏：《书札六十四》，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复古派大都具有遗老心态、老年心态。对待西方文学（化），他们又具有文化自尊意识，所以他们在拿来西方文学经典时往往作“古已有之”的比较。如林纾谓西方文学叙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以为大类吾古文家言”（注：林纾：《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 而在文学实践上，复古派文人又为新文学经典的原创立了大功，这主要表现在翻译上。他们译介了许多西方文化经典和文学经典，目的本为警醒国人或补救传统文学，但这种译介所起到的“特洛伊木马”效应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严复以先秦文体翻译了《天演论》，而它却成为他日后所反对的新文学的催生婆。它哺育了“五四”一代新文学先驱，它确立了新文学的进化主题、救亡主题，甚至直接促成了新文学经典的诞生。林译小说180余种，以略带桐城派古文风格的文言文译成， 为新文学经典的原创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美学资源。30年代有人认为中国旧文学以林译小说为终点，新文学以林译小说为起点（注：寒光：《林琴南》，中华书局1935年版。），可见其转折意义和对“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的贡献。 新文学派以捣毁传统文化经典和正统文学经典为目标。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也说：“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注：胡适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的讲演，载刘心皇：《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茅盾认为从古书特别是从“经”里找文学是同反对白话、主张文言一样的“反动运动”（注：茅盾：《文学界的反动运动》，《文学周报》1924年5月12日。）， 是把“后一代人的事业夺到自己手里来完成”（注：茅盾：《进一步退两步》，《文学周报》1924年5月19日。）。 他们对传统文化经典和正统文学经典的蔑视由此可见一斑。激烈的反传统成为他们的一种“意缔牢结”（林毓生译ideology），传统经典在他们心目中也就没有了“卡里斯玛”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