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从你目前已经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来看，无论是《法撼汾西》、《天网》、《十面埋伏》，还是即将公映的由你的原著《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总给人一个感觉，政治题材是你始终关注的，更确切地说是黄土地上的政治题材。你个人怎么看这类题材的小说？或许这与你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或者是出于某种更为现实的考虑？ 张：我的小说我个人认为更应当属于“社会小说”“政治小说”，或者属于大众化的“法制小说”“问题小说”。其实我还有别的几部长篇，不属于政治题材。也许因为你列举的以上几部作品影响比较大，所以就无形中湮没了其他题材的作品。我为什么会关注并选择这类政治主题去写作，大概与我的个人生活阅历不无关系。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当过农民、工人，做过教师。干过的活儿也很多：拉犁，推磨，掏煤，挑大粪。为了生存，我曾经终年奔波，历尽坎坷。所以我更关心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他们关心的问题。我的创作道路应了那句话，物质决定意识，是生活教会我去解读平常人的心和决定自己的好恶取向。另外，选择这样的题材，并不是因为某种意义的考虑，而实在是生活本身就充满了这样的题材。直面社会，你会发现许多这方面的矛盾和素材：法制问题，腐败问题，党风问题，干群关系问题。一个作家，他一旦面对现实，一旦要艺术化地再现生活，不回避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并且固守一个作家的良知，那他的作品必然会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我以为作为一个作家，就不应该放弃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反之，就是放弃了对人民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关注。 林：你的作品涉及当代社会中一个个非常敏感的领域，你揭露了许多社会阴暗面，便会触动某些人的痛处；而同时，你的作品又呈现一股“邪不压正”的浩然之气，你怎样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尺度。其间，想必你也感动过，为那些民间的情怀激动过。 张：前年，我在老家遇到一个当了十几年民办教师的小学同学，他当时直言不讳地问我，你们这些当作家的是怎么了？居然没完没了地在报纸杂志上讨论作家需要不需要有理想、有良知，文学创作需要不需要有责任感、使命感。他说他觉得这简直就像在讨论学生应该不应该学习，农民应该不应该种地一样，让人感到如此荒谬和不可思议。他有些气愤地说，你们这些作家都应该到下面走走。看看那些在煤窑、铁矿里的打工仔；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车间作坊里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来也没有过星期天的农家妹；看看那些得了癌症只吃止疼片，一辈子没住过一天医院的你们常说的父老乡亲…… 这些话令我长久无语。 你说我是该感动还是激动？也许兼而有之吧。所以，我想，一部直面现实的作品，如果写得不痛不痒，那还不如不写。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有时比书中的更精彩、更尖锐、更可悲可叹，如果你连其中的十分之二三都写不出来，读者又何必看你们的书？我在写《法撼汾西》和《天网》时，曾多次问过当时在任的县委书记刘郁瑞，我这么写，他们会不会对号入座？会不会找咱们麻烦？刘郁瑞说他们敢！然而事实偏偏相反，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刚一被免了，他们立刻“组织”了一批人把这两本书告到了地委、省委、中宣部、中组部。而后又把我和出版社一起送上了北京丰台法庭。说实话，对这些，这些年来我都已经习惯了。阻力会来自方方面面。采访和写作之前，就会有很多人注意你，防范你，阻碍你，要挟你。《法撼汾西》和《天网》，一场官司整整打了两年之久，以至于在拍摄电影《天网》时，由于恐吓电话太多，当时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谢铁骊导演，不得不请太原市公安局派警察保护拍摄现场。拍摄电视剧《抉择》时，曾拍过《孔繁森》的导演陈国星，竟然在很长时间找不到一家愿意接收他们进行实地拍摄的工厂。但是，不能因为有阻力便停止手中的一枝笔，只要你的写作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替老百姓说话，就没有哪个人能干扰得了你的良心。所以，鞭挞罪恶的同时，我就要力图在我的作品中义无反顾、大张旗鼓地弘扬正气，坚定不移地张扬来自民间的正义精神和勇敢本色。20世纪的改革，我们为属于我们自己的优秀人物讴歌得太少了，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则太大太大了。作为一个作家，面对那些身体力行的改革者们，我常常为自己的无力和无为感慨万端。我希望我们的英雄不是孤独的，我希望我们的英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前赴后继，越来越多。 林：你揭露腐败，想必存在一个度的问题，既要同国家的主流发展方向和大政方针以及现行体制不相悖，又要叫老百姓喜欢看，觉得你是为民请命，同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写作原则，即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你如何把握和调适这之间的复杂关系？ 张：文学不是政治的传声筒，但并不意味着文学应该放弃对政治的关注。我有些疑惑的是，为什么社会发展到今天，当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关注政治、关注社会、关注理想、关注社会效益的时候，我们的作家却几乎异口同声地只谈艺术。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沉默是可悲的，集体的沉默则是可怕的。我不会沉默，就要说出来，能说多少说多少。这是我的良心问题。但是如何说，怎样说，则是一个另外的问题。我想我始终坚持两个原则就可以了。一是立场问题，我写作只要站在国家的立场，老百姓的立场，矛盾再尖锐，社会层面揭露得再深刻，即便是焦点中的焦点也没有关系。二是我所有的作品都不会写得太绝望，我会注入一些理想化色彩。评论家因此就评价我的作品一方面惊世骇俗，另一方面又总有光明的尾巴。我要让一些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陷入困难的人得到一些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