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有关郭沫若的话题又多了起来，特别是对郭沫若的评论和争议比较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久前在长春刚刚结束的“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别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学刊”：一波三折，面临新的调整 《郭沫若学刊》是全国唯一一家郭沫若研究的定期期刊，由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主办、中共乐山市委宣传部主管、乐山市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协办。该刊1987年正式出版，到现在这份季刊已有52 期， 加上从1979年到1986年的8期“内刊”，至今共出刊60期。1979 年郭沫若逝世一周年时，在四川召开了一个纪念会，郭沫若的生前好友夏衍、阳翰笙等到会。《郭沫若学刊》即在此之后出刊。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马识途曾说：“把郭沫若作为一个历史的人，作为一个在世界和中国发生决定变化的风云际会之时所诞生、成长的中国人，作为在中国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并深受这种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作为西学东渐之际向西方寻求解救道路的善良学者，作为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却卷进现实的革命斗争并担负政治重任的作家，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几翻几覆，大起大落的政治浪潮中一直受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之害而不自知的革命家来进行研究。”这正是《郭沫若学刊》创刊50期以来，所努力去做的。该刊注意把郭沫若同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结合起来研究，开展了“郭沫若与爱国主义”、“郭沫若与科学文化”、“郭沫若与传统文化”、“郭沫若与抗战文化”、“郭沫若与中外文化”等二十多个专题的讨论。根据这些文章出版的《郭沫若研究》系列（8本）1994年获四川省最佳图书奖。 这些专题讨论，对推动全国范围内的郭沫若研究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对郭沫若的认识和研究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是，该刊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按照该刊主编之一谭继和的说法，学刊的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创刊到1995年。这一时期，学刊的经费充足，甚至调研也有经费。稿件的质量较高，学刊的发行量也最大，最多时达六千，一般也有三、四千份。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到1997年末。这期间，学刊组织的专题讨论比较深入，经费也能保证，但发行量有下降趋势。稿件质量虽然还可以，但因为编辑力量弱，校对的错儿也比较多，这给学刊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损失就是，学刊在这一时期，因为编校质量较差，而不再被评为一级学刊。第三个阶段，从1998年至今，编辑部老的同志开始退休，新的人员还没有补充进来，整个学刊处于一种维持状态。 谭继和说，今年马老（马识途）对此状况很着急，他说，郭沫若研究不能中断，学刊的性质不能变。这学刊的性质和宗旨就是，坚持学刊的学术性和资料性。所以从今年开始，该刊主要工作是加强编辑力量，进行调整，提高学术质量，发现有创见的论文。谭继和说，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一般性的稿件多，高质量的稿件少。因为以前组织的专题更多地偏重于建国前的郭沫若研究上，该刊从2000年起，开展新的专题“郭沫若与新中国”的讨论，力图把郭沫若同近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方向的深入发展。同时，他们打算明年要把内文设计、封面设计、以及栏目设置好好研究、“打扮”，让学刊也有一个新面貌。 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郭沫若学刊》和沫若堂，三位一体，构成了四川郭沫若研究的组织、阵地和基地。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建立郭沫若学。当初的两个工作重点——建立郭沫若研究资料中心和建立郭沫若研究的学术中心——至少是部分地实现了。 与《郭沫若学刊》相比，由郭沫若研究会出版的《郭沫若研究》近年来似乎比较沉寂。该刊从80年代开始到199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一共出过12辑。据该刊的最后一任编辑、现任《传记文学》总编辑的蔡震介绍，该刊开始基本上是半年出一辑，后来变成一年一辑，再后来，间隔越来越长。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倒不是经费，而是达到一定学术水准的文章不够多。 郭沫若研究现状喜忧参半 《郭沫若学刊》和《郭沫若研究》的这种状况，也许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现代文学界的一种说法，那就是与鲁迅研究相比，郭沫若研究显得相对薄弱。有学者指出，“郭研界”尚未有像“鲁研界”那样出现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和论著。郭沫若本身的研究价值毋庸置疑，他一生在古文字学、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他因为诗歌、戏剧等方面的作品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所确立的地位，还有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和他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重大影响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即使就郭沫若本身的价值而言，现在的研究也显得不尽如人意。 据初步了解，现在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选郭沫若作为论文题目的少之又少，这使得该领域的研究缺乏新生力量，也缺少活力，当然也就少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有学者认为，郭沫若研究的这种现状，除了有包括他与政治、与时局的关系密切，以及目前一些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变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外，有人认为，以往对郭沫若的“研究”，可能一开始就把他设定为一个“伟大”的“巨人”，这样的一个大的设定，可能让研究者、特别是青年人觉得无话可说，“研究”往往变成了一种“注释”，这是使得青年学者对此论题不大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