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历经了从古典到现代史诗般的嬗变过程，折射出璀璨夺目的人类文化精神之光。它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源，需要历史的观照，更需要历史的创造，因而，新世纪伊始，有理由把文学史的写作当做重要的学术话题来探讨，鉴于此，《文学评论》杂志社和海南师范学院联合举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研讨会。会议于2000年3月21日至25 日在海南召开，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了讨论，会议气氛自由热烈，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展示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在这种自由探讨、相互切磋的学术氛围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思想和观点，这必将对新世纪的文学史编撰工作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为20世纪文学研究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回顾与反思 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有50多年了，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之后，文学史写作出现了繁盛的局面。然而，与会代表大都认为，文学史著作数量可观，质量却不容乐观，其中真正具有学术性、个性化的著作并不多见。代表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文学史写作的成绩及其存在的缺憾和问题。 李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从探讨文学史写作的性质入手，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史写作的两种基本价值倾向，一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政治气候下，把“实践”置换成“史实”，深信文学史应该建立在严谨的第一手材料的考证之上，史家的工作就是“呈现实际所发生的”，越来越以叙述的取向代替理论的取向；一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大社会环境中，深信文学的独立性，排斥意识形态话语，追求文学艺术的独特品格，而使作家作品的排列秩序和等第发生转变的同时，越来越以一种纯文学的理论取向代替意识形态的理论取向。这两种价值取向在90年代都受到接受了新历史主义影响的新一代研究者的质疑。新历史主义者把历史看作是话语写作范畴，认为历史的叙述同样离不开虚构和想象，历史事件本身并不能组合成一个历史境遇和情节结构，它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文学操作。李今指出，在传统历史观和新历史观这两种都不完满的价值意义体系的建构和认识中，我们的文学史写作陷入了两难困境，即文学史的写作到底是成功地复制历史实体，还是对历史的虚构和想象。她认为，要摆脱这种困境，文学史作者必须重新去理解和调整对于历史的认识，从而界定历史的概念和写作原则。 董健（南京大学教授）强调现代文学史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于对“现代性”认识不够，他认为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应立足于“现代性”和“文学性”。然而，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被政治话语异化、丧失现代性和文学性。80年代后，文学史视角虽回到文学本身，但当描述文学自身发展演变规律时，其价值判断中却缺乏现代意识的烛照，模糊了历史前进的轨迹，尤其是遗忘了人在精神领域里的进步，而90年代冒出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更是质疑“现代性”，建立反现代性的“统一战线”。针对现代文学研究中“现代性”不够重视这一问题，董健指出，新世纪重新探讨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必须着眼于文学的“现代性”这一特征，理清文学现代化发展的线索，这才是真正科学的学术研究态度。 谭桂林（湖南师大教授）提出要解构过去的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原则。他从农民写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关系切入分析，认为农民写作中心是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的导向下，将农民形象定型化，将农民道德虚拟化，将农民言说方式视为文学性的言说方式，成了20世纪文学史叙事的基本话语模式。20世纪文学史多如牛毛，却难成一家之言，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农民写作中心的基本原则束缚了文学史叙述者的思想与眼光，只有解构了这一中心原则，解构了由这一中心原则所形成的各种叙事话语与思维方式，21世纪的文学史编撰才有可能真正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构成一种多元开放的格局。 在对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许多与会代表都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整个文学史研究，能够以理性的批判眼光重估文学史编撰工作的成效与不足。凌宇（湖南师大教授）认为从文学外部寻找文学内驱力，一直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者长期滞留于对现代文学整体把握向社会学范围拓展，寻找文化枢纽，从而达到民族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揭示“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虽然这种研究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难覆盖全部文学史，牵强附会之处甚多。文学往往被异化为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的附庸，研究者缺少从内部研究必需的准备。龙泉明（武汉大学教授）指出，近些年尽管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下，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学者不满意于文学史现状，积极探索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子，因而出现了很多现代文学史著作，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文学史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大多还是不脱文学运动+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的模式。他进一步强调了文学史写作的意义，并以十分宽容的态度提倡文学史写作中的多元模式。他认为，文学史写作无外乎是通过某种文学历史对象，翻写出多种文学史样态，这种翻写，实际上是在为人类创造思想、学理、知识，它对民族灵魂的铸造、民族智慧的增长、民族审美经验的积累大有益处。因此，我们的文学史写作不能千篇一律，不能出自一个模式，而应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 李继凯（陕西师大教授）也对文学史编撰现状进行了客观评价。他指出，中国20世纪文学史研究和编撰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丰收成灾”的情形，许多文学史是出于现实功利需要，随机组合而成，导致文学史的“克隆”与“过剩”，这种现状是令人担忧的。许志英（南京大学教授）也指出，在现代文学编写中，作家作品罗列愈来愈多，有泛滥成灾之势，他希望在文学史写作中，要为作家作品入史确立一个大致的标准。逄增玉（东北师大教授）指出了文学史写作中存在“自贬”和“他贬”心态，“自贬”即文学史研究者对现代文学价值信心不足，“他贬”则是来自学科外的对现代文学的否定与批判。他认为文学史研究要取得突破，必须首先排除这两种不良倾向。张富贵（吉林大学教授）意识到现代文学史写作只有走出党史体系和教科书模式，才能达到学术化和个性化的追求。毕光明（海南师院教授）指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存在两个不平衡：研究性写作与文学史写作不平衡，文学史写作中，专史与综史又不平衡。他希望现代文学史能达到研究的深化和写作的简化。董炳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认为目前大量撰写的“文学史”是“桥”，又是“墙”，它反文本，对文学事实本身产生某种程度的隔离；它反读者，写作者往往将个人性体验作为文学普遍经验传递给读者。朱寿桐（南京大学教授）认为目前的文学史写作往往只出于对某种文体样式的史的建构，或着眼于某些枝节性问题的调整，有时甚至是为了完成一部教材的任务，这远没有达到非得通过文学史的写作才能完成所要表达的学术观念的地步，即没有达到充分的学术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