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文学史为什么难写 1999年8、9月间出版的三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和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因为不约而同地问世于共和国的50华诞之际，从而显得意味深长。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自觉意识，应该说最初形成于八十年代中期，其标识就是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整体观”的概念，不仅切中了历史转型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危机的症结，而且意味着学术界知识分子开始把文学史研究，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将其研究的视线集中地投向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完整性历史阶段。这种自觉的文学史意识，真正体现了作为研究主体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和文学史研究的科学精神，标志着知识分子话语从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空间中剥离出来，由附庸的状态重新走向独立。八十年代末期的重写当代文学史的具体实践，可以说是在这种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引导下的最初尝试，虽然它没获得最后的成功，但在冲击以往当代文学史的“一体化”模式，逼近被意识形态话语重重遮蔽的历史本相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至少我没有预料到，重写文学史的过程竟会如此艰难，就是从学术界公开提出“重写文学史”到真正体现出这种提法实绩的晚近的三部文学史以及稍早一些的《百年文学总系》（谢冕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也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这种研究进程，绝对滞后于具有537 种文学刊物和一年出版近1.5亿册文学作品的泱泱文学大国的文学现状。 （注：杨匡汉、孟繁华：《共和国文学50年》第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当然， 这倒不是说近十余年中国当代文学史领域就是一个刺眼的空白，实际上这些年不断有新编的当代文学史出版，但是这些文学史从体例到阐释基本上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学术水平上，它们能够做到的只是一些局部的修改或充实。这种文学研究的现象使我们不得不追问：当代文学史为什么重写得如此艰难？ 从一般意义上讲，撰写当代文学史的障碍和困扰来自于它存在的历史时间与叙述它的时间之间的短暂距离，以及由短暂的历史距离而导致的种种现实压力。胡适先生在1935年论及新文学史时就说过：“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我们至今还不能有一种整个的叙述。为什么呢？第一，因为时间太逼近了，我们的记载与论断都免不了带着一点主观情感的成分，不容易得着客观的，严格的历史记录。第二，在这短短二十年里，这个文学运动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是不很平均的，有些方面发展得很快，有些方面发展得稍迟；如散文和短篇小说就比长篇小说和戏剧发展的早多了。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所以在今日新文学的各个方面都还不曾有大数量的作品可以供史家评量的时候，这部历史是写不成的。”（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1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月版。） 胡适先生已经说得比较清楚，由于时间的短暂性，所以从客观上讲，作为阶段性的文学历史还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不曾完整地呈现其整体的运动轨迹，史家难以廓清其本相；从主观上讲，史家本人囿于时代之中，很难作出冷静而客观的判断。当然，这还仅仅是可预料的困境，难以预料的现实中压力则更为微妙。王瑶先生在谈及编写新文学史的难处时说：“有时还会有人打上门来，说你对他的评价如何如何不公，他是如何如何伟大等等，你必须随时警惕不要迁就强者，不要只顾息事宁人！”（注：王瑶：《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4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年 8月版。）甚至作家本人去世了，但他们的家属和亲朋好友也会出面干扰。有形的困境和无形的隐忧，影响和钳制着史家的客观精神和自由思想。 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时间的障碍和现实的压力，对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并不构成“写不成”的绝对障碍。首先，中国文学的“当代”概念与胡适先生当时所说的“新文学”概念不能完全相提并论。胡适先生在说新文学史“写不成”的时候，新文学的历史只有18年，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业已涵盖半个世纪。其次，有胡适本人参与的规模宏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年），就是一部相当成功的资料丛书，已经成为任何一部新文学史都不可能绕过的研究桥梁。这就表明，虽然新文学尚没有完整地呈现其发展的现代历史的轨迹，但研究者对于某一个较完整的阶段性的历史过程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在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时，距下限的1927年也只有8年。而当代文学的历史至少有三个相对较完整的历史阶段：17 年文学（1949——1966年）、“文革”文学（1966——1978年）、新时期文学（1978——至今），倘若说我们现在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难以把握尚有情可原，那么对前两个时段的文学仍然以时间为由而讲“写不成”则难以令人信服。这就是说，胡适所说的时间障碍，并不能完全移用作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写不出被公认具有独立学术品格的当代文学必然原因。 那么，真正的致命性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两个。在九十年代之前，主要是当代文化语境中弥漫着浓厚的政治文化气息。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基本上是在“一体化”的文化霸权的监制下从事注经式的工作。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说：“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框架和叙述方法，实际上是五十年代就已经确立了的，周扬他们在各次文代会的报告和其它文章中已经确立了文学史的框架、理念和写作方法。而80年代以来，沿用的都是周扬他们已经确立的路子。”（注：《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9年第6期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