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引起来自学术界和读者的多方关注。本报记者日前约请陈思和先生就这本文学史的写作做了一次长谈。在谈论中,陈思和对当代文学史教研、文学史观、“潜在写作”等问题一一发表了看法。 记:作为一位有着十几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经验的学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主编这样一本以读解作品为主、深入浅出的文学史初级教程? 陈:在实践过程中,我发现,现在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文学著作很少,这导致他们进了大学后,缺乏一些基本的文学常识。以前上课时,教师完全是谈理论问题,作品是作为例证来解释理论观点。这种讲课方式在现在已不合适。大部分学生对作品不熟悉,没有感性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讲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知识、效果不会好。学生们接受的是一段空洞的文学史知识。所以我想编一本给一般大学生、成人教育和非综合性大学的文科类学生看的文学史,要便于教学,便于接受。这样一本文学史,在我的感觉里,是一种文学史观念的改变。 在我们原来的想法中,文学史是由文学运动、文学理论、文学现象构成的。实际上我认为一本文学史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就是作家作品。离开具体作品的读解,所有文学史都不会在学生的感情里扎下根来。对于一般大学生来说,他受过文学史教育后,最重要的是从感性的审美层面上熟悉文学作品。 如果一个大学生读了现代文学史课程后, 能熟悉100——200篇文学作品,并能举一反三,就可以了解大量的文学史知识。虽然也许他只读了某作家的一、两篇文学作品,但从这一、两篇作品已经可以体会这位作家的风格。至于文学史知识、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潮情况,通过对作品的读解,基本也能了解。更加明显的是,他们的修养与审美趣味会大大提高。这正是中文系需要的一种教育效果。 这不是讲文学史知识不重要,文学史知识应联系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寻求真理的道路。结合这些问题来讨论文学史,是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现代文学中的教育,应分两种。一种:是读解作品,使学生对文学作品有审美能力、读解能力、分析能力。现在有很多学生缺少一种对艺术的审美感受力,像色盲一样不能分辨感知色彩。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文化的粗鄙化现象。大量的电视剧、所谓的通俗文学和流行音乐,已经深入到幼儿教育,小孩子从小失去对美的辨别能力。这类孩子是美学的色盲,无法感受更深的人类文化结晶。这造成两个倾向。一是他根本分不清艺术的好坏、还有就是成为瞎起哄的时尚的盲从者。现在有一些平庸的文艺作品,艺术上很粗鄙,但只要一被商业炒作起来后,会造成人人都说好的局面。你要他说到底好在哪里?他没有感性认识。这一代在流行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小孩,以后会恋爱、结婚。他们会有自己的小孩,他们的趣味会影响到下一代,造成整个社会趣味的粗鄙化。事实上,在大学中加强文学作品教育,已经晚了,这工作应该从小学就开始。但作为一个大学教育者来讲,我只能这样做。我在编这本文学史时,下了这样决心:把一些存在学术争议,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悬置起来。还有一些问题,与其讲不透,还不如不讲,这比乱说好。有些当代文学史教科书,因为顾忌太多,把一些问题说得四平八稳,敷衍各方面,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诱导学生走向某种平庸。悬置起来,至少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问题。我的宗旨是:通过文学作品的读解,提高他们的兴趣。吸引更多的学生投入到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去。 记:这本书里解读了很多别的文学史著作不选的作品,在选择作品精读或泛读时,您的标准是什么? 陈:在这本书里,最重要的是作品,而不是作家。在作品的选择和配置背后,是一本文学史的结构。我主要突出了这样几类作品:一是艺术性强、能提供多义阐释的作品。譬如有不少作品是当时某种政治理念的产物,一旦作品背后的政治观念淡化了,这些作品一般没有生命力了。但是在50年代,即使是反映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公开发表的作品,有一些作品至今仍吸引读者,引起他们的审美激动。我曾对这一现象作过不少理论上的分析。比如这些作品强调民间的艺术形态,把民间的有生命的艺术形态灌注到为意识形态作宣传的作品中。 典型的例子如《李双双》。为了写这本文学史,我在韩国讲学期间,特地买电影《李双双》的VCD看,看了以后感觉我仍被感动了。 我想,我这样一个对当时的大跃进政策是采取理性反思态度的人,为什么仍被一部宣传大跃进的文学作品所吸引呢?这个问题显然是不能用政治观点来解释的。我的理解是,因为艺术有其自身规律。最初我读的是李準的小说,小说现在来看是很不成功的。但等到要改编为电影时,“大跃进”实际上已经破产,所以电影的主题改成一对夫妻是不是热爱集体。李準当时讲,真正的故事是两夫妻,至于故事的背景是可以换的,人物变成一种道具。李準是个对北方农村很熟悉的作家,他在《李双双》中套用东北“二人转”的艺术形式。“二人转”的特点是:一男一女,女的是主角,男的是配角。女的是旦,男的是丑。男的围绕女的转,这是民间下层人民沟通情感的一种艺术样式。这与现实生活中男权主义是逆反的,它必然会激起人们的共鸣。说到底,它讲的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恋爱婚姻的故事。在这里,内容成了其次,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艺术样式。 还有一种作品是通过讲故事表现了作家的某种潜在意识。譬如:茹志鹃的《百合花》,宗璞的《红豆》,这类作品在当时也算是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在50年代作品中,单个人物性格,一般不太丰富,作家往往用几个人物性格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性格。如《百合花》里的小媳妇和女干部,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新女性”的性格形象。又如《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是个英雄,作为英雄人物,不允许他有土匪习性。但是他又必须扮成土匪进入威虎山。没有土匪习性不能完成任务。这是个悖论。这时候,小说家把杨子荣写成完美的人,而把他身边的一个伐木工人栾超家写成一个粗俗、放荡的人。这两个人物单独存在,都很单薄。但合在一起,就让人感觉人物丰富、好看了。50年代有大量文学作品中存在这种有几个人物组成综合性格再构成一个抽象形象,这样的一种艺术规律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这本文学史就试图以这种再阐释探讨方式来解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