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研究的进展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对新材料的发现，一是对于已有的材料作出新的理解与阐释。在很大程度上，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新材料的发现导致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理论模式的出现，而新的研究视角、思路与理论模式也常常会导致对以往视而不见的材料暗角的再发现。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这同样是学科进展的必要条件。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在这两个方面所进行的探索在引起学术同仁关注的同时，也引出一些很有意义的争议性意见。争议的重点集中在这本文学史在整合50至70年代的文学发展时引进的两个重要观念：“潜在写作”与“民间”，正如有的批评者所指出的：“考察这些范畴对‘当代文学史’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知识结构的冲击，辨析新的探索带来的新的问题，其意义将远远超越对一部文学史新著的评价。”（注：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鉴于问题的重要性， 这也促使我们对这两个新观念引出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路作进一步的阐明与思考。 一、“潜在写作”：文学史视界的拓展与材料的真实性问题 “潜在写作”的提出，是为了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1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不可否认，提出“潜在写作”的概念，是与研究者对以往当代文学史单一的性质感到不满、并希望有所改变的理论预设分不开的，但也应该看到，这种理论预设之所以能够产生，与材料的积累也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从文家书》、《傅雷家书》、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等散文，胡风、牛汉、曾卓、绿原、穆旦、唐湜、彭燕郊、黄翔、食指、芒克、根子、多多等人的诗歌，以及无名氏的《无名书稿》、赵振开的《波动》等小说在“文革”后陆续问世且引起关注，构成了“潜在写作”的概念以及相关的理论预设得以提出的资料背景。“潜在写作”现象，在世界文学范围内也有不同面目的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绝大多数文学家在其身后才有诗文集刻印行世，外国文学史上一些作家生前甚少发表作品，或者在写作的当时不被承认，作品难以面世，但在身后或时过境迁，作品获得面世的机会并产生很大影响的也比比皆是，著名的如卡夫卡的例子。对于这些写作年代与发表年代差别较大的作品，文学史的研究一向有两种思路：依据作品问世与作家被重新发现的时间来讨论，注重的是其对新时代的意义；将之放在写作的年代来讨论，注重的是文学史发展的复杂性，因为这些在写作的年代难以面世的作家或者与时代风气格格不入，或者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因而不被自己的时代所接受，因而将其还原到写作的当时进行研究往往能发现被主流遮蔽的暗角与新的潮流的先声，从而发现其生活的时代的文学状况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从成功的文学史写作的实践来看，两种思路向来并行不悖，而且往往相辅相成，并取其长。在《教程》的写作之中，实际上贯穿的是第二种思路。这种思路在文学史写作中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例如陶渊明身后相当时间才有昭明太子为其编集行世，他产生广泛的影响一直要到唐宋，但在文学史上，一般却将他放在生活的年代来讨论，并不以编集或者产生影响的年代为依据。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年代，因为文学生产方式的不同，还不存在所谓“公开发表”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举与当代中国相似的苏联文学史的例子，阿赫玛托娃等诗人在斯大林时期写作的诗歌，也常常放在其写作的年代来讨论，而不必放在解冻时代后其作品有了公开面世的机会的年代才加以讨论，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在古代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中已经形成的文学史写作惯例，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之所以会引起新奇与疑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与文学史研究者习惯于过去的以在写作的时代公开发表的文学材料为依据的思维定势有很大关系。 不过对“潜在写作”的概念提出质疑的最尖锐意见并不针对这个研究思路，即使批评者也承认“新的文学资源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面貌”，“‘潜在写作’的进入，的确使我们看到了一部面目一新的当代文学史”。质疑的中心集中在“潜在写作”的资料的可靠性问题上，评论者指出，“我们在领略‘潜在写作’给文学史带来的生机的时候，也同时面临着这种新的文学史方法带来的新问题，尤其是这种方式对文学史写作的一些基本原则提出的挑战。由于‘潜在写作’都是在‘文革’后获得正式出版的机会，因此这些作品的真实创作时间极难辨认。”“对致力于这些‘潜在写作’来改写文学史的研究者而言，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却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注：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如果我们的理解无误的话， 这里所说的“对文学史写作的一些基本原则提出的挑战”，指的正是对“潜在写作”的真实创作时间的辨认问题。对于严谨的学者来说，这确实是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由于1949年至1976年中国的潜在写作的特殊境遇，不存在像前苏联那样广泛的地下文学作品在国外出版的历史，也没有像捷克那样的“桑米兹德”式的地下出版现象（注：参阅[捷]克里玛著《布拉格精神》（崔卫平译）第54—57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写作时间与发表时间的不一致确实给辨认“潜在写作”的写作时间带来很多障碍。但在这里需要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部分作品的存疑不能否定潜在写作的整体思路的可行性。在对作品的创作时间进行辨认时需要认真的分析与归类，在这方面，我们想就目前所掌握的“潜在写作”资料的流传、保存与发表方式（不限于《教程》中分析的作品）谈一点看法。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潜在写作”中，有一类作品是断无疑义的。这一类作品，或者在其写作的年代里已经广为流传。前者如根子（岳重）与食指的诗歌，“文革”之中就在知青之间广为流传。根子的一些作品，如著名的长诗《三月与末日》，有多多保存的原稿遗留，另一首《白洋淀》，则有上海作家陈村在当年广泛流传时的手抄本，发表在1985年的《新创作》上面。因为根子早早搁笔，“文革”之后与文坛甚少联系，其作品的重新出土多由别人发掘，且有原稿为证，所以很少有人怀疑其写作的真实性（注：李杨先生在文章中说根子的诗歌保存有两首，这一点是不确切的，除上文提到两首诗外，根子至少还有一首诗《致生活》是现在可以读到的，该诗刊于《中国知青诗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8页。）。食指的诗歌也因为在当时知青之间广为流传，所以也比较普遍地为大家所承认。像这样的确凿无疑的“潜在写作”作品其实非常多。一般来说，作品发表越早，写作时的见证者越多，作品的真实性就越可靠。但也不尽然，较晚发表的作品如果是依据作者的原稿或者较早的抄件整理面世的，也基本上可以断定是确实的。大体上，我们认为确凿无疑的作品，都有作者遗留下来的当年的文稿或者别人的抄件，作为最直接的物证。就我们所见，至少可以列举以下一些作家的作品，如《从文家书》、《傅雷家书》、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黄苗子的《北大荒家书》、贵州诗人哑默“文革”时期的日记等日常性的写作，以及陈寅恪1949年之后的旧体诗，穆旦、蔡其矫等写作于“文革”后期的诗歌，无名氏的《无名书稿》中的后三部半《金色的蛇夜》（续集）、《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之外》、《创世纪大菩提》，丰子恺写作于“文革”后期的书信、旧诗和散文集《缘缘堂续笔》，朱东润的传记文学《李方舟传》等。较年轻的诗人中的黄翔、依群（齐云）、芒克、多多、北岛、舒婷等写作于“文革”中的诗作至少一部分也有直接、间接的证据证明是可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