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当代文学史的最便利也是目前最通行的方法是“续写”，没有时间下限的“中国当代文学”具有比“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丰富得多的资源，但或许正是这一特点使“当代文学”始终无法确立相对稳定的学科规范。随着新的文学现象不断被新版的文学史收编，作为“当代文学”重要阶段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则不断“缩水”，在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少，甚至在有的版本中变成了空白。然而，长达27年的“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们有着比“新时期文学”更长的历史，也不仅因为在这两个时期文学对社会的影响比“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要强烈得多，还在于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意义。如果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与“延安文学”视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进行研究，或者进一步上溯到历史更长的“左翼文学”，那么，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文学现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对于“当代文学”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当代文学研究的结构失衡，一方面源于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偏见，另一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缺乏在今天讨论这种文学方式的知识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由于在这个当代文学史的著名难题上做出的大胆探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教程》集中体现了80年代风靡一时的口号“重写文学史”的提出者陈思和近年在20世纪中国文学背景上对当代文学史问题的思考，以“潜在写作”与“民间意识”两个全新的文学史概念完成了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重新整合，并以此重构了当代文学史的基本构架。考察这些范畴对“当代文学史”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知识结构的冲击，辨析新的探索带来的新的问题，其意义将远远超越对一部文学史新著的评价。 一、“潜在写作” “潜在写作”是《教程》用来“重写文学史”的一个基本范畴，它指称的是1949年至1976年间（也就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些作家的作品在写作其时得不到公开发表，‘文革’结束后才公开出版发行。”《教程》认为这些作品“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对时代的感受和思考的声音。这些文字比当时公开发表的作品更加真实和美丽，因此从今天看来也更加具有文学史的价值”（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30页。）。在这一原则下，被称为“潜在写作”的作品如胡风、牛汉、曾卓、绿原、穆旦、唐湜、彭燕郊的诗，张中晓、丰子恺的散文，以及“文革”中的黄翔、食指、岳重、多多的诗，赵振开的小说，等等，都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了文学史的视野，新的文学资源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面貌，正如《教程》的前言所指出的： “以往的文学史是以一个时代的公开出版物为讨论对象，把特定时代里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作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现象来讨论。我在本教材中所作的尝试是改变这一单一的文学观念，不仅讨论特定时代下公开出版的作品，也注意到同一时代的潜在写作，即虽然这些作品当时因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发表，但它们确实在那个时代已经诞生了，实际上已经显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多层次的精神现象。以作品的创作时间而不是发表时间为轴心，使原先显得贫乏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丰富起来。”（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8页。） 应当承认，“潜在写作”的进入，的确使我们看到了一部面目一新的当代文学史。然而，我们在领略“潜在写作”给文学史带来的生机时，也同时面临着这种新的文学史方法带来的新的问题，尤其是这种方式对文学史写作的一些基本原则所产生的挑战。由于“潜在写作”都是在“文革”后才获得正式出版的机会，因此这些作品的真实创作时间极难辨认。《教程》按照“作品的创作时间而不是作品的发表时间”来进行认定，也就是说按照这些作品正式出版时标示的创作时间来确定其文学史意义，显然过于简略地处理了这个对文学史写作而言非常重要的问题。 被称为“潜在写作”的作品的写作、传播、出版的过程都极为复杂，对其创作时间的辨析很难一概而论。目前我们已知的这些作品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作品曾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作品发表的时间往往不是由作者本人提供，如“文革”中流行的食指的诗（注：食指的几首代表作如《相信未来》、《命运》、《疯狗》、《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都曾在“文革”中广为流传，这些作品从1979年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出现，1980年《诗刊》1 月号上正式发表了他的《相信未来》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白洋淀诗歌”中的根子（岳重）的仅存的两首诗《三月与末日》、《白洋淀》亦可以归入此类（注：根子（岳重）曾被称为白洋淀的“诗霸”，但流传下来的“白洋淀诗歌”仅两首，分别为《三月与末日》与《白洋淀》，《三月与末日》有多多保存的手稿，《白洋淀》由上海作家陈村保存，1985年交湖南《新创作》发表。）。这一类作品较为可信，但此类作品在“潜在写作”中数量很少；第二类作品也曾在一定范围内流传，“文革”后由作者本人修改正式出版，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赵振开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等作品可归入此类（注：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的写作始于1963年，后多次修改，手抄本曾在湖南、北京流传，作者曾因此入狱，1979年7 月经作者重新修订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赵振开（北岛）的《波动》写于1974年，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阅，1976年修改，1979年再次修改后出版单行本，1981年2月在《长江文学丛刊》第1期正式发表。靳凡（刘莉莉，即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初稿完成于1972年，曾以手抄本和打印本形式流传，1979年经作者修改后，发表于北京《十月》。）。这些作品在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正式出版，时代的反差不大，但这些作品出版时已经经过了作者不同程度的修改，我们很难仍将其视为“文革”时期流传的原作；与第一二类作品不同，第三类作品则完全没有“地下”传播史，至发表之日没有任何见证者，我们只能从这些作品正式出版时由作者本人或整理者标明的创作时间来确立其“潜在写作”的身份。“潜在写作”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种真实性几乎无法认定的作品，而且正是因为其真实性无法辨析，此类作品至今仍被源源不断地“发现”——或者被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注：诗人廖亦武曾在发表于1996年第11期《读书》的一篇文章认为这种对历史名望的追逐是一种“操作历史”的行为，“同作品相比，围绕着作品，最终偏离作品，直指历史和现实地位的后现代爆炒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诗人被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成名规则熏陶成了从媚俗到领导时尚的阴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