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些年来，在谈到50至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的总体特征的时候，一些研究者常使用“一元化”或“一体化”这样的概括（注：如谢冕《文学的纪念》（《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丁帆《17 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等。）。我在一些文章和文学史论著中，也运用过这样的描述方式。这种概括，应该说是能成立的。不过，在使用这一概括时，应该赋予它以较为确定的内涵。所谓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在我的理解中，首先，它指的是文学的演化过程，或一种文学时期特征的生成方式。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过程中，各种文学主张、流派、力量在冲突、渗透、消长的复杂关系中，“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到了50年代，成为中国大陆惟一的文学事实。也就是说，“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文学规范……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的‘体制化’，成为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第4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其次，“一体化”指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这包括文学机构，文学团体，文学报刊，文学写作、出版、传播、阅读，文学的评价等环节的性质和特征。显然，这一时期，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统一的规范、管理，是国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并产生了可观的成效。第三，“一体化”所指称的再一方面，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这涉及作品的题材、主题、艺术风格，文学各文类在艺术方法上的趋同化的倾向。在这一涵义上，“一体化”与文学历史曾有过的“多样化”，和我们所理想的是“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构成正相对立的状态。 “一体化”的概括虽说是能成立的，能较准确揭示这一时期文学格局的特征，但对这一词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也就是说，这一判断的出现，不是表示对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结束。事实上，对50至70年代文学的研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未真正展开。正像“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权力话语”、“国家叙事文本”等目前广泛使用的概念一样，它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的描述，在一些情况下是相当有效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效果又是有限的。特别是当它们正在演化为现成的套语时，对于这些词语的过度信赖，正在成为对现象缺乏更具体、更深入把握的征象。在文学史研究上，一种恰当的概括性描述的做出，总是基于研究者对具体现象的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是研究取得进展的表现。一旦这种描述为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又会反转来阻碍对文学状况和这种状况的生成过程的复杂性的进一步探究。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更为重要的还有，对于“一体化”这一描述和判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它的作出的理论依据和确立的视角，也要有清醒的态度；即既看到这一描述对现象所显示的穿透力，同时也意识到它存在的限度，它对另外一些现象和问题可能造成的“遮蔽”，而不把这一方法和视角，无限制地延伸和扩张。 因此，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要继续阐发关于“一体化”的理解，不如说是对过去所作的概括（尤其是我自己的研究），加以清理和检讨，看看原先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哪些问题。 二 首先要指出的是，当我们用“一体化”来说明50至70年代的文学时，“一体化”有时会被看做是一种固定、静态的现象。在过去写作的一些当代文学史（当然也包括我参加编写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中，也总会给读者提供静态的历史情境。翻开这些文学史的第一页，通常就会以确定的语句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或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宣告了“当代文学”的开端，中国新文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种叙述方式，一方面强调以1949年作为分界线的两个文学时期之间的“断裂”，即一种新质的文学的诞生。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转折的必然，它的正当和合乎规律。这个文学世界（“当代文学”）的自然而然的“诞生”，与其出现的正当性，在这种叙述中互为因果。然而，事实上，“当代文学”的发生，这一文学时期的展开，它的“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却是一个持续的、充满复杂斗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三四十年代存在的各种文学派别、力量之间，既互相渗透，又激烈冲突，构成了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在40至70年代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上，构成了“主流”与“非主流”，规范和挑战，控制和反控制的情景。在这期间，文学自由空间的扩展和紧缩，文学力量位置的调整和转移，呈现了起伏不定的轨迹。 “当代文学”的发生，即建立一种与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统一的文学形态的努力，应该说从40年代就已开始，特别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当时，文学界存在多种文学形态，多种文学追求。在“中国的文艺往哪里走”的问题上，则主要（就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力而言）有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为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所提出。他们希望在“战后”，能结束五四以来文艺界论争与冲突不断的状况，培育一个潜心于写作、容纳多种文学样态的文坛：“今日已不是《现代》战（语丝》，《创造》对《新月》的时候了。中国文学革命了28年，世界张手向我们要现货，要够得上世界水准的伟作”，而提出作家“把方向转到积极上，把笔放到作品上”，“使文坛由一片战场而变为花圃；在那里，平民化的向日葵与贵族化的芝兰可以并肩而立”（注：萧乾为1946年5月5日上海《大公报》撰写的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这是希望能在文学界确立一种价值、意义多元的状态。“自由主义作家”的这种理想，固然根源于他们的政治信仰和社会理念，根源于他们的文学主张。不过，这也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写作具有充分信心，而坚信在比较、竞争中能占居有利地位的心态的表现（注：沈从文在1957年4月30 日给张兆和的信中，谈到上海作家的“鸣放”，说一些作家纷纷埋怨，“好像凡是写不出做不好都由于上头束缚限制过紧，不然会有许多好花开放”。沈从文说，“我不大明白问题，可觉得有些人提法不很公平。因为廿年前能写，也并不是说好就好的。如今有些人说是为行政羁绊不能从事写作，其实听他辞去一切，照过去廿年前情况来写三年五载，还是不会真正有什么好作品的。”见《从文家书》第27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拿出“世界水准”的“现货”，这是主要针对左翼作家所提出的挑战。对于中国文学前景的另一种设计，则由左翼作家作出。他们承认存在着不同形态的文学，这些各自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态度。但是，左翼文学认为，在“意义结构”上出现的这种分裂状态，归根结底是由阶级、阶级集团的利益造成的。在现代社会，社会结构中各阶级之间，不应该是、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平等、并行不悖的。在40年代中后期左翼文学主要领导者的文章（注：如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茅盾《在反对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等。）和左翼文学力量所开展的文学运动中，都非常坚定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体现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文学应该占居绝对的支配地位。他们的理论阐述，其基本点就是为这种体现阶级性、党派性价值观的文学，从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方面，提供客观性、正当性的证明，并在历史过程的实践中来解决这一地位的问题。因此，他们运用了“进步”、“反动”、“落后”等修辞方式，来划分当时存在的不同作家、不同文学派别的类型及其等级，即区分团结、争取、打击的对象，通过制度化的舆论、组织等方式，进行达到“一体化”目标的选择。因此，“当代文学”的发生，即文学“一体化”的实现，是在文学领域中通过有组织的手段干预“历史”的过程。
